一是三国历史的特殊魅力。三国的历史，从时间上看，只有半个多世纪，比较集中；从政治格局来看，是三足鼎立,三者之间互相牵制，很富有戏剧色彩；从人物方面看，又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而且三国的君主都可称明主，手下网罗了一大批杰出的文臣武将；从事功方面看，三国都是打着正统或维护正统的旗号，谋求剪除异已，实现新的统一。在很短的时间里，集中了这样一大批智勇之士，演出了群雄逐鹿、三国鼎立、西晋统一等一幕幕惊心动魄、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因而，很自然地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这也是罗贯中要选取三国这一历史时段来创作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别的历史时段，如楚汉战争、隋末唐初的战乱、元末明初的战乱、明末清初的战乱等相对而言，都没有三国这样在多面具有典型性。

　　二是与宋元时期民族矛盾加剧和理学家们尊刘抑曹密切相关。三国历史故事，西晋时已出现空城计等传说，南朝《世说新语》中，有关《三国演义》的人物故事就有20多个。据记载，貂蝉的故事，北宋时已出现。而且北宋“说三分”，已形成“尊刘抑曹”的倾向。由于南宋是一个偏安政权，人们强烈呼唤正统秩序。朱熹编纂《通鉴纲目》时，尊崇类似南宋的刘蜀为正统，加上两宋理学家们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升华和强化，这些反过来又必然会影响民间文学的价值认定。宋元时一代又一代的市井说书人，在民族矛盾的影响下，浸透了忧国忧民的心情，他们对历史故事加工后，“史”的成分在淡化，“艺术”的成分在增加，从而宣讲的主旨逐渐在英雄传奇中，大力渲染正统观和忠孝仁义。最早的三国话本元代《全相三国志评话》，虽只“初具规模”，但其主题思想倾向已同罗氏《三国演义》接近。这种适应时代需要的艺术加工，无疑更加强化了人们对三国历史的浓厚兴趣。

　　三是三国历史和《三国演义》互相影响。这种影响的效果犹如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如前所述，在宋元时尊刘抑曹的正统观一经确立以及经儒家思想强化后，说书人已经可以撇开历史的真实，完全按照儒家的正统观和伦理标准来塑造三国人物了。刘备逐渐成为仁的化身，诸葛亮成为忠和智的代表，关羽成为义的化身，曹操则被丑化为残忍和谲诈的奸雄。《三国演义》的作者就是遵循这样一个模式来塑造三国人物的。自从有了《三国演义》之后，人们就以它作为衡量、品评三国人物的标准，而且平民百姓家只知有《三国演义》而不知有《三国志》，想了解三国历史本来面目的人也是先读《三国演义》而后去翻《三国志》的。这一现象表明，他们是把《三国演义》当历史看的，只是在怀疑、好奇之后，才去读《三国志》，探寻三国历史的真面目。同时，我们还有理由认为，《三国演义》有“三国”的历史之根，而三国历史又有“演义”加以渲染，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动，使彼此都逐渐超出了它本来的能量，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历史魅力和艺术魅力。

　　四是封建政权的支持和宣扬。明清两朝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各类社会矛盾尖锐，统治者除加强君主专制外，企图用儒家思想塑造超人的神的力量来维护统治。以关羽为例。关羽由人向神的转化，始于两宋之交，当时宋王朝岌岌可危，希望有像关羽这样“大义大勇”的神来保护它。北宋末封关羽为“义勇武安王”，南宋关羽成为拯救民生劫难之神。明清两代对关羽的推崇达到极点。明政府封关羽为“武庙”的主神，与“文庙”的孔子相对应。清顺治时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以后屡加晋封。同时关羽显灵保卫明、清王朝的神话不断出现，而且见于诏书之中。在封建王朝的提倡下，关羽“庙祀遍天下”。显然，政府的支持作用，更巩固和强化了人们对三国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