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艺术形象的本质和灵魂

2013-04-13

　　可惜这一仗打败了，弄得元气大丧。诸葛亮对于伐吴，存在着感情与理智上的矛盾。《三国志·法正传》载，当刘备败绩，诸葛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三国演义》不叙此事，但诸葛亮并非不知伐吴的意义，却不能对决策的诸因素进行全面、准确的判断选优。如果他积极支持刘备的决策，随军东行，则至少亦可保“必不倾危”。陆逊设火烧连营之计，即曰：“吾这条计，但瞒不过诸葛亮耳。天幸此人不在，使我成大功也。”可见，对于这一逆转的倾危局面的出现，诸葛亮是负有严重责任的。诸葛亮决策的另一个成就是益州和汉中的获得，保刘备为帝，实现了“鼎足三分”的目标。刘备既得荆州，曹操闻言大惊，曰：“刘备，人中之龙也，平生未尝得水。今得荆州，是困龙入大海也。”曹操把荆州视为刘备的“大海”，而诸葛亮则不过把荆州看作暂时的“家”，他的目标是要夺取益州以建“基业”。夺益州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一开始诸葛亮就存在着重益轻荆的思想。应该说，这种思想在当时的是很有普遍性的。如张松就认为荆州“东有孙权，常怀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鲸吞，亦非可久恋之地”，唯有“益州险塞，沃野千里，民殷产富，智能之士，久慕皇叔之德，若起荆襄之众，长躯西指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庞统亦谓“荆州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得志。益州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孔明倾师入川，唯命关公一人留守荆州；方得西川，就轻割三郡（荆州之一半）以“还”东吴，都是这种轻荆重益思想的产物。而这种指导思想，又是与对于曹操的力量估计过高，看不到各方力量对比与消长转化的规律有关。隆中决策所谓“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对于当时处于新野蕞尔之地兵微将寡的刘备，主张不要硬拼蛮干，暂时避其锋芒，是正确的，但上升为一种战略指导方针，就不能说没有问题了。

　　从当时军阀混战的局面看，斗争形势瞬息万变，强弱对比刻刻在向自己的反面转化。董卓、袁绍、袁术、吕布，都曾猖獗一时，然而却一一归于失败。即便是曹操，隆中决策也说：“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既然“名微而众寡”的曹操，能凭恃“人谋”去“以弱为强”，那么，又有什么理由要拱手让曹操“北占天时”呢？况且曹操决非强大到不可战胜，张松曾举“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等当面嘲讽之，证明对曹操的迷信，是毫无根据的。樊城之役，尤可说明问题。其时曹操结连东吴，欲取荆州，孔明使关公起兵取樊城，目的只不过是“使敌军胆寒，自然瓦解矣”。从决策上看，只是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而不是图谋更大的进取。当时，关公取襄阳如反掌，又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曹操至欲迁都以避之。设若此时诸葛亮作出乘机北伐的决策，其结果将大不胡同。毛宗岗感叹地说：“当单福取樊城之时，其兵力不足以守登战故其后终至于弃樊城。及关公围樊城之时，其兵力将不止于取樊城，则其时甚利于得樊城，而惜乎其中阻也。”（《三国演义》第七十回回评）取樊城之中阻，乃因吕蒙之袭荆州。孔明既使关公取樊城，而又不遣别将代守荆州，至令荆州之失。“大意失荆州”，与其说是关公大意，不如说是孔明失策，归根到底，还是轻荆重益思想的结果。荆州逼近孙、曹，形势十分重要，唯其如此，方足以与其争锋竞雄，看不到这一点，片面强调曹操的不可争锋，遂视荆州为“难以得志”之地，而把益州当成“建基业”的场所，骨子里不过是依恃益州形势之阻塞。

　　但是，形势实际上是一种不可依恃的东西，王夫之批评诸葛亮入蜀之谋“皆资形势以为制胜之略”，指出：且形势者，不可恃者也。荆州之兵利于水，一逾楚塞出宛、洛而气馁于平陆；益州之兵利于山，一逾剑阁出泰川而情摇于广野。恃形势，而形势之外无恃焉，得则仅保其疆域，矢则只成乎坐困。（《读通鉴论》卷七）王夫之认为“蜀汉之保有宗社者数十年在此，而卒不能与曹氏争中原者亦在此矣”。这是很有道理的。隆中决策曾规划鼎足三分之后，“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以图天下，仅只视荆州为一支偏师，已然失其轻重；及一旦荆州丢失，就从此失去了在中原与曹操争锋的机会，实际上也就失去了统一中国的机会。“鼎足三分”，作为一种近期的战略目标，是被诸葛亮实现了，这是他的决策的胜利；但是，他的决策的种种弱点，又只能达到“三分”的限度，而无力实现更大的跃进，即“兴汉灭曹”的最终目标这又是他的悲剧。白帝城托孤，是诸葛亮决策活动第一阶段的“煞尾”，又是第二阶段的“引头”。后主乃无用之庸人，对诸葛亮事之如父，委以诸事，诸葛亮获得了他之作为个人决策所应具备的社会条件，即真正唯一决策者的权力。按理说，他应该更加放开手脚地尽其所欲，以实现自己的宏图大业了。然而，独掌大权的决策者孔明并没有这样做，他反而变得更加谨慎起来。这当然是由主客观诸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其中之一是客观形势的逆转。随着荆州战略要地的丢失，和伐吴时有生力量的大量损耗，“益州疲敝”，确实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相形之下，曹魏“其势甚大，急难动摇，当徐徐缓图”，不由孔明不谨慎从事。二是主观心理因素的负担。刘备托孤，至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

　　孔明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心，继之以死乎!”无论刘备托孤之辞是真心还是权术，他这种不同寻常的做法，无疑给诸葛亮增添了巨大的责任感，或者说一种沉重的心理负担。所以“受命以来，凤夜忧思，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若稍一不慎，即可“生疑隙不逞之衅”，为此，他必须兢兢业业，保证自己的决策必须是万无一失的，这就是他变得万分小心的根本原因。诸葛亮的谨慎，表现在北伐的问题上，就是不“弄险”，从决策科学的角度看，即企图以最低的风险度，去换取最大的效益。诸葛亮初出祁山，用马谡反间之计，使魏将司马懿削职回乡，蜀之大患已去，新任之大都督驸马夏侯*乃膏粱子弟，懦弱无谋，魏延献策曰：延愿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夏侯楙若闻某骤至，必然弃城往横门邸阁而去。某却从东方而来，丞相可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如此行之，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魏延此计，固有相当之风险度（孔明所谓“倘有人进言，于山中以兵截杀，非惟五千人受害，并大伤锐气”是也），但确为知彼知己，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改变决策诸要素对比关系的有气魄的抉择，连司马懿也说：“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他非无谋，但怕有失，不肯弄险……”确系孔明之知已也。实践证明，诸葛亮之取“平坦大路，依法进兵”的常规决策，导致了孟达之失上庸，马谡之失街亭，“上庸失而使孔明无进取之望，街亭失而几使孔明无退足之处矣”（《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回评）平生不肯弄险的诸葛亮，却偏偏碰到了以二千五百军当十五万之众的危险局面。当然，“空城计”表现了诸葛亮对于实施中的决策进行控制的才能，终于化险为夷，以至成为脍炙人口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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