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教授的专题讲座《易中天品三国》正在央视第十套“百家讲坛”热播，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其中的一些分析也引起了观众的质疑。比如他对《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空城计所作的批评，就在网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易先生认为，在历史上空城计是曹操和吕布作战的时候用的，在《三国演义》里面被诸葛亮抢走了“发明权”，还批评说：“这个空城计的故事实在是太精彩了，所以文学作品是一说再说，戏剧作品也就一演再演，但是这个事情是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的。……这个事情不合逻辑啊，
　　
　　第一，你不就是怕他城中埋伏了军队吗，派一个侦察连进去看看，探个虚实可不可以？第二，司马懿亲自来到城门楼下看见诸葛亮在城楼上面神色自若，琴声不乱，说明距离很近，看得见听得清，那你派一个神箭手把他射下来行不行？第三，根据这个郭冲的说法(引者按：易先生前面提到诸葛亮空城计最早是由一个叫郭冲的人提到的)和《三国演义》的说法，两军的军力悬殊是很大的，有说司马懿带了二十万大军的，有说司马懿带了十几万大军的，反正至少十万，你把这个城围起来围他三天，围而不打行不行？何至于掉头就走呢？所以是不合逻辑的，诸葛亮的空城计是子虚乌有。”他前面说空城计的故事“实在太精彩了”，显然带有一种揶揄和调侃的意味，“不合逻辑”和“子虚乌有”的结论才是易先生的本意。但是这个结论实际上是有问题的。我们知道，易先生讲的是历史，可他批评和颠覆的却是小说。

　　小说是文学作品，衡量历史和文学作品不应该使用同一的尺度和标准。历史是不能虚构的，而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哪怕是有历史原型的历史小说）则不仅允许虚构，而且应该有虚构。所谓允许虚构，并不是说作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胡编乱造，而是指作家在对生活进行艺术概括和艺术加工亦即进行典型化时，可以采用一些必要的艺术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移花接木、改头换面乃至无中生有等等，都是不足为奇的常见手法。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合理的。当然，历史小说的虚构有一定的限度，与纯虚构的创作小说不同，“关公战秦琼”之类是绝不允许的。易先生说，空城计原本是曹操的发明（此点也有网友提出质疑，这里姑且不论），罗贯中挪来用到了诸葛亮的身上就有了问题，这个结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即使事实确如易先生所说原本是曹操的发明，那也属于艺术创造中被允许的“移花接木”；就算纯然是“子虚乌有”，也并未违背小说可以虚构的艺术原则。

　　总之，据此并不足以贬损甚至否定《三国演义》的艺术创造。更加值得注意和需要辩明的，是易先生关于空城计“不合逻辑”的分析。表面上看起来，他列举的三条理由确实很有道理。但这里牵涉到的仍然是历史和文学的不同标准。小说是一种艺术创作，艺术有艺术的规律和特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是审美的。中国的古典小说受传统的诗画艺术的影响，有一个突出的审美特征，就是它在塑造人物时，可以灵活地处理形神关系。一般来说，人物塑造要求的是以形写神，达到形神兼备。但传神（这里的“神”有较广泛的含义，既可以指人的内在的精神风貌、性格特征，也可以指作家在反映生活时所提炼出的生活的本质方面）是最主要的要求，有时候为了传“神”，可以忽略甚至背离“形”的某些方面，这就是所谓的“遗貌得神”的处理方式。苏东坡讲传神，就特别指出传神不必“举体皆似”，只要“得其意思所在”就可以了。（见《传神记》）“遗貌得神”的艺术处理，在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描写中也是常常运用的，而且有许多非常出色的例子，能给我们以思想艺术的启示。

　　我认为，《三国演义》所写的诸葛亮空城计，正是其中的一例。易先生所批评的三条，在《三国演义》所写的空城计里，属于日常的生活逻辑，在作者的眼里，算是次要的、非本质方面的“形”。他在创作时，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有这方面的约束，也可能是已经意识到了，却在有意无意间，或甚至是自觉地予以忽略和背离，而去突出和着力表现他在对历史生活进行提炼时捕捉到的那个“神”――诸葛亮的大智大勇。空城计对诸葛亮的大智大勇，是从三个方面来表现的：第一，写他对兵法的灵活运用。兵法上讲的常例是，在战争中要“实则虚之，虚则实之”。意思就是在设在埋伏的时候要伪装成没有埋伏，让敌人钻进你预设的口袋；在没有埋伏的时候却要伪装成设有埋伏，让敌人不敢进来。空城计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用的是“虚则虚之”，空城一座就明示敌人是空城一座，结果敌人反而不敢进来。第二，熟知并运用兵法上讲的道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诸葛亮敢于采用“虚则虚之”的方法，并能够断定敌人在他的引诱和迷惑面前不敢进来，是因为他对对手司马懿深有了解。司马懿是一个聪明的、懂得兵法、并且富于军事斗争经验的人物，他以兵法常规的“实则虚之”来判断，当然不敢贸然进城。

　　诸葛亮还知道司马懿是一个对自己十分了解的人物，诸葛亮一生行事谨慎，司马懿当然也不敢相信他这次真的是在弄险。如果对手换成一个头脑简单而又不懂兵法的人物，那空城计自然就唱不成了。第三，诸葛亮临危不惧，镇定从容，在空城一座而又面临大兵压境的情势下，竟然能如易先生所说“神色自若，琴声不乱“，因此，虽然实际的处境十分危险和被动，却反而让人觉得他在精神和气势上超过甚至是压倒了对方。读者读《三国演义》，从空城计的艺术描写中，具体生动地感受到了诸葛亮的大智大勇，由此获得了审美的愉悦。他们看到司马懿退兵了，诸葛亮的冒险真的奏了奇效，心里会感到非常的快乐。试想，要是司马懿真的采用了易先生三条中的任一条，破了城，或一箭就把诸葛亮射了下来，读者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实际上，读者在欣赏这段艺术描写时，是不大会（也没有必要）去考虑和计较还有什么地方不合逻辑的，而是宁可相信，在那个特定的艺术情境之下，司马懿是被诸葛亮不可捉摸的玄机和精神气势给“震慑”住了，他不敢贸然入城，一阵犹豫之后掉头就走是完全可能的。其实，这种“遗貌得神”（只里的“貌”指的是次要的、非本质的生活形态）的描写，在《三国演义》中还不只此一处。

　　第四回里写曹操杀吕伯奢（京剧改编名为《捉放曹》，舞台演出也是长盛不衰）也是一例。曹操谋杀董卓不成，在逃亡中到其父执吕伯奢家，受到吕伯奢的热情款待。在吕伯奢到西村买酒时，曹操因误会而杀了吕家八口，而在明知错杀的情况下，又在出逃的途中杀了买酒回家相遇的吕伯奢本人。最后在陈宫“知而故杀，大不义也”的斥责之下，引出曹操那句著名的人生信条：“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段情节突出地描写了曹操的不义和残忍，开篇不久就为曹操形象的塑造定下了一个基调，短短的一段描写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其中也存在“不合逻辑”之处：吕伯奢家中那么多人，在来了这么一个贵宾（结义兄弟之子，杀董的义行又那样令他尊敬）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将客人撇在家中不陪而亲自去买酒。这样的处理显然是出于极写曹操不义性格的需要而设置的。但是除了少数专家在考察《三国演义》如何对史料进行艺术加工时论及外，一般读者是很少注意和计较的。

　　《红楼梦》中则有更为出色的范例。已故著名红学家吴组缃先生在谈到中国古典小说有神似的传统时，曾对黛玉葬花一段描写作过精彩的分析，他说：“黛玉葬花，一边哭着，一边念着葬花词。贾宝玉隔着好几十米，在那个山石后面就听清了，把它一句句，一字字记录下来，实际生活里这不可能，这就不形似。……黛玉葬花，抓住了林黛玉典型性格中一个最精要的东西。为什么葬花呀？她在怜花。为什么可怜花？她在可怜她自己，就像一朵花一样，在那样恶浊的环境里，她这么一个女子，这么一朵美丽的花，就要被摧残践踏为污泥了。她想把花埋起来，‘质本洁来还洁去’。这就是抓住了林黛玉典型性格的一个要点，一个‘意’，一个神。在这种情况下，丢开了形似，而只抓神似。黛玉葬花，构成了一个盛传久远的画面，就因为它画了神。”（见《说稗集》）《红楼梦》不只是细节，就是一些大的构想和设置，也有它有意无意忽略的一面，要是从日常生活的逻辑来看，也可以当作所谓的“疏漏”来批评。就说大观园吧，又有北方园林的特点，又有南方园林的特点，弄得想寻找大观园原型地址的人扑朔迷离，无从查考。又如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表现了那么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体现了建立在共同思想和人生追求基础上的近代爱情观念的特色，可是若要细究呢，贾、林二人的年龄曹雪芹就写得模糊不清，大约也就不过是十二三、十三四岁的小孩子，这哪里能呢？

　　再说这不是我们今天反对的早恋么，为什么还要去肯定它呢？还有他们近亲的姑表兄妹关系，从现代优生优育的观念来看，也是不能恋爱和结婚的，要从这么一个特殊的角度来看，贾母、王夫人等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反对他们的结合，也算不得有什么大错。如果有人真的这样提出问题，去指摘甚至否定《红楼梦》的艺术描写，那真是只见皮毛而不见神髓了。所幸至今还没有听说有哪位读者这样去较真，硬要要求文学名著里的艺术描写同生活必须“举体皆似”，处处都要严格符合生活的逻辑。易先生说空城计的故事在文学作品里是一说再说，戏剧作品里是一演再演，这倒是说出了一个事实，而且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的事实。这说明，人们对《三国演义》和舞台上演出的《空城计》是认可并欣赏的。其原因，就是他们用的是文学的审美的眼光，而不是历史的眼光或一般生活逻辑的眼光，只要能从中得其“神”，获得思想的启示和审美的愉悦，就可以见大而略小，得神而遗貌了。其实，自从《三国演义》问世以来，就不断有人用历史的眼光和标准去批评它、颠覆它。其最著者，如明代的胡应麟就称《三国演义》“古今传闻讹谬，率不足欺有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