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心目中，董卓是和吕布、貂蝉连在一起的。舞台形象是大花脸，将军肚，粗声浊气，酒色之徒。一见貂蝉，马上表现出一种性的高度亢奋状，哇呀呀地冲动起来。那急不可耐的下三滥的样子，充分刻画出一个绝对粗俗，绝对低档，但有权有势的头面人物形象。

　　董卓，“豺狼也”，这是他同时代人对他的评语，充分说明他的恶本质。好色，只是他的一个侧面。一个人，混到了拥有极大权势的地步，弄个把女人玩玩，那就是无伤大雅的小节了。史书通常都不记载，只有小说家差劲，总抓住大人物这些小地方做文章。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一部讲权谋的书，全书的第一个计，就是“连环计”，就是用女人来诱好色之徒上钩的计。中计的恰恰是董卓，于是编成小说，编成戏文，他和吕布都成了爱情至上主义者，为貂蝉差点要像西洋人那样决斗。明人王济写过一出戏，叫《连环计》，是昆曲，也改编成为京剧过，不知是否为拥有性特权的大人物所不喜欢，这出戏后来很少上演。

　　其实，董卓一开始，并不是个完全充满兽性的杀人狂。

　　史书称他“少好侠”，“有才武”，但是权欲和贪婪，复仇与疯狂，和他长期在西北地区，与羌、胡少数民族周旋的影响，他本是粗鄙少文的一介武夫，在不停的厮杀格斗的局面下，残忍不仁的性格益发变本加厉。所以，他成为长期独霸一方的西北王，谁也不买账。

　　灵帝中平五年，中央政权觉得他挟权自重，有异志，要他将兵权交给皇甫嵩，调京城任少府，他推托不就。第二年，又调他为并州牧，仍要他把兵权交出去，他再一次抗命。就在他任河东太守期间，恰逢黄巾事起，他不得不奉命征剿。可是，他这支部队，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边民，是既残暴又凶恶的虎狼之师。可真刀真枪上阵，他和他的队伍，几乎不堪一击，被黄巾打得一败涂地。

　　他因此获罪，很倒霉了一阵。

　　所以，何进听了袁绍的馊主意，调他进京清除十常侍的命令一到，正中下怀，他带着队伍由河东直奔洛阳，这下子他的大报复，大泄愤的机会可来了。谁也挡不住他，他一张嘴，就杀气腾腾：“昼夜三百里来，何云避？我不能断卿头邪？”

　　这也是我们常常见到的，那些一朝得意，睚眦必报的小人嘴脸了。

　　老实说，这类小人是无论如何不能靠自己的真本事真功夫真能耐去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的，可是他们又非常之想得到这一切，只能靠非正当手段或凭借外力去攫取。谁叫何进、袁绍给他这个机遇呢？可在此以前，这些吃不着天鹅肉的癞蛤蟆，心痒难禁，手急眼馋，日子难过，痛不欲生。所以在失意的时候，在冷落的时候，在什么也捞不着的时候，在谁也不把他当回事的时候，那灵魂中的恶，便抑制不住地养成了对于这个正常世界的全部仇恨。若是一旦得逞，必定是以百倍的疯狂，进行报复。

　　若是小姐身子丫环命，顶多有些自怨自艾，红颜薄命，无可奈何而已。但怕的是奴婢身子奴婢命，偏又有许多非分之想，于是，为达到目的，从卖身到卖人，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

　　董卓终于虎视眈眈地来到洛阳，开始报仇雪恨。

　　他进到都城，第一件事，便是采取组织措施，先把少帝废了，把领导权夺在手中。废立，在封建社会里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虽然想出了那些摆在桌面上的理由，其实是哄人的。包括这个可怜的小皇帝，兵荒马乱，吓坏了，回答他的话不如陈留王利落，促使他要立陈留王为帝的说法，也是一种借口。主要的是董卓对拥戴少帝的领导班子早就心怀不满，那些京官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整过他，因此他一得手，把皇帝换了。自然权倾朝野，为所欲为了。

　　第二件事，他封自己为司空，为太尉，为相国，为眉侯，为太师，凡是能当上的官，他都要当，决不嫌多。这在心理学上叫做平衡补偿，而且文化层次愈低的人，愈追求感官上的满足。当官，要当大的，当一把手，谁也不在他眼里，赞拜不名，剑履上殿，膨胀到了极点。“我相，贵无上也！”他给自己这个“相”作了规定，是顶尖的，是最大的，谁也超不过去。他还要当尚父，当皇帝的干老子，比皇帝还要高一格。这当然也是无所谓的，有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权力，还不赶快过瘾？所以这些人迫不及待地抢官做，是在另一种危机心理支配下的行为。因为他们知道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倒台，不趁热把一顶顶乌纱帽戴上，一凉，怕连戴帽子的脑袋都保不住。这样，自然是花子拾金，先热乎两天再说，到第三天，居然还在手里，还属于他，便高兴得手舞足蹈。小人得志，通常都是这样的。

　　第三件事，便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徒子徒孙，沐猴而冠的升官图了。本来，物以类聚是正常的事，所以小人成伙，恶狗成群。人们说的拉帮结派，结党营私，都是不正派的人，最乐于采用的手段。给家人封官，给亲信、部曲、随从，乃至狗腿子们封官。除去论功行赏的意义外，更重要的是要把他的党羽，塞到每个关键岗位上去。

　　所以董卓靠他的喽啰们作恶，他的喽啰们也倚仗他的保护，上下交征恶，倒霉的便是百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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