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政权也是曹操的基本战略思想是：第一，“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主意是他的首席顾问参谋荀彧提出的。他认为汉帝处于患难之中，正是天下“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之时，如能于此时迎献帝都于许昌，那么就是“奉让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这是荀彧帮他策划的第一个“大略”。第二，“以令诸侯”的目的乃是取代刘汉一统天下，这个战略也是一个“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一统天下先统一中原；第二步，统一中原后向东北、西北发展以统一北方；第三步，统一北方后再向西南、东南两个方向发展。曹魏的这一发展战略中统一中原，征服东北、西北都先后实现了。但由于赤壁之战的败衄，却令曹操的第三步战略终其一生也没有实现。连荆州汉中也先后失守。在曹魏政权所有战略中最正确的战略是先剪除后患，避免两面作战，最后与袁绍决战；最错误的战略便是与孙刘的赤壁大战。正是选择了正确的时机与袁绍的一战定乾坤以少胜多，奠定了他统一北方的基础；也正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用错误的方式与孙刘联军的赤壁大战，彻底破坏了他征服江南与西南的宏大战略，并由此终止了他一生的事业发展。

　　至于东吴的发展战略则无足轻重了。因为东吴基本是地方地主政权，唯以自保为唯一战略，对于天下大势，除了隔江观虎斗，乘机捞一把，扩大点地盘外，并没有什么宏图大略。今天和刘汉和亲，明天又反目成仇，然后再联盟；今天向曹魏投降，明天开战，后天再屈服。基本是一切立足于保住地盘、保住位子而已。就像一个政治盗贼，处处的机会主义。很有一点鼠窃狗偷的味道。周瑜、鲁肃在时，尚有横行天下志在一统的雄心，周瑜、鲁肃曾经有过规划，但二人去世后，东吴便采取了一种永久性的防御战略了。就是有发展的机会都要放弃。比如陆逊火烧连营打败刘备后，本可以乘胜追击，但却草草收兵。但这从长远的战略伙伴关系上来看是正确的，不应受到非议。但有许多这样的机会都放弃了。甚至东吴的许多重大军事行动并不在于扩张与获胜，只是做做样子，耀武炫兵，威慑曹操而已。这也与东吴军事力量的特点有关。孙吴的军事主力部队都是水军，离开了水便无大能为。而曹、刘政权的军队多以步骑为主，因而与东吴作战取胜也很困难，赤壁之战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因而，我们不能不说东吴政权固守长江天险、巩固内部、自我发展，对曹刘采取积极防御战略是一种正确选择。一直到三国归晋，东吴是最富庶的，乃至到最后仍成为苟延残喘的东晋政权的可靠大本营。

　　在东吴的战略中最正确的抉择是蜀汉联盟，是赤壁大战，使东吴扩大巩固了江东政权的西部和北部防线，为江东建立了可靠的外围阵地。最致命的错误是并不认真贯彻也不忠于这个联盟战略，总是与蜀汉闹磨擦，搞小动作，甚至与曹操联手来破坏这一联盟。在后期也从不认真执行这一战略，甚至在魏蜀最后大决战中，东吴非但不援之以手，反而趁火打劫派兵去争取巴东，围困白帝城。所以蜀汉一亡国，东吴就没好日子过。司马氏的一队楼船就把它灭掉了。战略事关兴亡，三国所以兴亡似乎都与战略有关，所以战略问题乃是事业成败的关键，不可忽略。

　　三国兴亡各有因缘，蜀汉却是在一个根本不应亡国的情况下灭亡的，且实在是不亡于邓艾的进攻，而亡于益州地方政治势力的出卖

　　曹魏政权自曹操于公元217年称魏王开府算起，到司马炎在公元265年取代了魏元帝曹奂立国称帝为止，一共历时48年。曹魏政权纯粹是在一场逼宫政变中亡国，且曹魏氏族已失去了统治能力。司马氏父子对于后来几任曹魏幼帝如曹氏对汉献帝一般无二，有过之而无不及。曹魏在三国中最强大，但统治的时间只有48年便亡国。如果再加上曹操执汉相那段时间，也不过70年左右。

　　孙吴政权自孙权于公元200年接替孙策执掌江东算起，一直到亡国之君孙皓于公元279年投降魏晋，前后经历了79年，是最后一个灭亡的。它的灭亡纯粹是由于内部党争造成的分裂，从孙权时代就开始的政治*的必然结果。

　　蜀汉政权自刘备于公元219年于汉中南部称汉中王始，到公元263年成都城破，刘禅降于邓艾止，前后经历了44年。蜀汉是三国中最先亡国也是最短命的。而且无论读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都会有很大的困惑：蜀汉政权尚有姜维等将帅手握中央重兵可用，还有罗宪等名将镇守的地方外援支撑，而且还有广阔而稳定的云、贵大后方可以回旋，为什么只邓艾一支已无多大战斗力的部队一旦破关而入兵临城下，蜀汉就亡国了呢？一是由于邓艾突袭，蜀汉朝野都没有充足的准备，更何况黄皓不断隐瞒军情不报，以至于南中守将霍戈要入援刘禅却拒绝了。二是由于诸葛亮后时代的刘禅昏庸，宦官黄皓与大将军闫宇联手专政，使文臣武将丧失了信心，部队已失去战斗力，成都外围将士不是没有抵抗，而是都壮烈牺牲了，已没有主力战将。三是蜀汉的主要军事支柱姜维被逼离开权力中心外出屯田避祸，使中央政权失去了应变和抵抗能力。四是进攻蜀汉的魏军不止邓艾的部队，还有钟会一军在剑阁对姜维的牵制。两人统帅18万大军，近于蜀汉全国兵力的两倍。更主要的是益州地方的旧官僚地主集团政治势力的出卖。

　　邓艾兵临城下时，朝臣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投奔吴国，一种是后撤南中，以图恢复，竟然没有一人提坚守的。难怪此前东吴使臣来蜀后回江东汇报时讲道：入蜀境以来，没听到一句正直的话。这时蜀汉的光禄大夫谯周站出来说话了，他认为撤到南中没有准备，投吴还不如投魏，吴早晚都得被魏灭，我们还得二次受辱，还不如一次性降魏的好。然而这个昏庸透顶的刘禅不但没有怪罪之意，却胆怯地问“如果邓艾不接受怎么办？”只这一句话便看出蜀汉亡国也是必然。谯周却信誓旦旦地保证受降，而且还保证一定不失为裂土为王，否则他去洛阳抗议。仿佛他是曹魏的主子。无非是要刘禅早投降，早降魏。可是在朝文武多是怕死之人，因那些刚武的将帅早被黄皓等人排斥出朝了。刘禅还是不想投降，想撤往南中。可是谯周又威胁他道：去南中，那里必会反叛，说不准还没到南中，连命都保不住了。刘禅就这样硬是被自己的部下劝降了，蜀汉也就灭亡了。只可惜那些在外的蜀汉将士还在苦苦浴血奋战。前线蜀汉将士接到成都发来的受降命令无不失声痛哭，以剑击石。就是刘禅降后，姜维仍为蜀汉政权谋取复辟失败而死于乱军之中。南中都督霍戈素衣向成都号哭志哀三天，仍坚守南中不降。巴东太守罗宪志哀三天后仍然坚守白帝城，抗击东吴趁火打劫派来的进攻部队。连续多次打败东吴将军盛宪、都督步协、名将陆抗，以两千人敌三万众，一直坚守了6个月，东吴也没有得手而退军。有这样的将帅在外怎么能投降呢？亡国之君亡国之君，亡国在君而不在臣，在相而不在将。至少蜀汉是这样。

　　那么还要说及为什么谯周那么积极地敦促刘禅投降呢？因为谯周是益州的地方政治势力地主集团在朝中的代言人。蜀汉政权的统治集团都是中原人士，是以入侵者入蜀的，因而始终受到地方的反对。尽管刘备、诸葛亮在组建政权时充分考虑到了吸纳地方政治势力的加盟换得了稳定，但同时也埋下了政治隐患，一旦时机成熟，便借助外部势力，把蜀汉集团的中原势力几乎全部从蜀中驱赶了出去。由此亦可见地方政治势力的可怕之处。由此亦可知东吴为什么会最后灭亡，而且吴亡后江东仍然稳定不乱，一直到东晋也仍是小王朝的可靠后方。

　　益州的地方势力、地主集团自以为得计，借事变之机几乎把蜀汉旧臣尽数排挤出成都。但这些旧臣却拥有自己的部队并都带走了，而蜀人却没有足够的兵力来保卫地方，正如一些史学家所言，武装起来的蜀汉旧臣都走了，剩下的是没有武装起来的地方政治势力，因而两晋年间，他们根本没有抵抗不断变乱中陆续进入的武装侵入势力，仍遭受了二百余年变乱的荼毒，要比蜀汉时代悲惨的多，这也是咎由自取，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也是地头蛇政治的一种结果。

　　是的，蜀汉早晚要亡国，但亡国的时候却绝非是应该亡国的时机。因为蜀汉尚有余力对抗吴魏，只是因了一介书生与地方政治势力的出卖，因了一个昏庸君主的昏庸而提前寿终正寝，实在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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