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人习凿齿在评价诸葛亮的法治时说：“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怨，天下有不服者乎!渚葛亮于是可谓能用法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13)这种赞许并不过分，事实上在三国以后的中国其他王朝也再未出现过象诸葛亮励行法治所得到的治国效果。
诸葛亮的法治思想虽然充满了创造的智慧，但却并非无源之水。从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渊源上看，他主要吸收了《管子》法、礼合一的法律思想。《管子·心术》上解释礼说“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论义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同孔子讲的“礼”是有区别的。(同上文)解释法说：“法者，所以国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谬禁诛以一之也。”就是说法是人们共同遵守而带有强制性的规范。同时对礼与法都作了肯定，强调礼的社会价值内涵和法和统一规范性。诸葛亮就是对《管子》这种礼法结合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从礼的义、理、宜的价值中派生出一系列价值原则，并与法结合起采。
二、求道养德的知行合一哲学观
诸葛亮是政治家、军事家，不是哲学家，但却并不是说他没有哲学思想，他治国之所以取得突出成就是与其“求道养德”的知行哲学观分不开的。诸葛亮没有留下专门的哲学文献，但从其文集中依然可以理出其哲学思想的线索。
(一)“循名求实”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辩证认识论。诸葛亮的哲学思想是在“广学精择”先秦诸子的思想而建立起来的。他吸收了墨子、管子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认识论，并作辩证的发展。他认为“圣人则天，贤者法地，智者则古”，(14)人只有广泛认识自然、社会、历史的规律，才能够获得正确的认识，而要认识这些规律就要耳听、目视、博学，广泛吸取别人的意见，前人的经验，“视听之政，谓视微形，听细声。形微而不见，声细而不闻。故明君视微之几，听细之大，以内和外，以外和内。故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是以听察纳众下之言，谋及庶士，则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15)正因为“目为心视，口为心言，耳为心听，身为心安”，(16)所以“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17)通过感官与外物接触，使心与物接，才能达到“智”、“神”的境界。要正确处理政事“觉悟其意”就要做到不疑不惑，思近虑远。
(二)“修身养德”的知行合一实践观.诸葛亮在有名的《戒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才。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o”在这里诸葛亮将其认识论与人生实践联系起来，要“行”也即实践，就须“明志”，要“明志”，首先就要在主体环节“澹泊”，“静”，就是不要在外物到来接触之前就急躁妄动，而应在“静”观中修养自己的身心。同时要“俭”，用节俭来培养自己的道德操守，只有这样“静”而又“俭”，才澹泊于世俗名利，正确立志“明志”，才能“致远”，也就是担当天下大任，实现远大的报负。这里可以明显看出诸葛亮受《管子》四篇中“静因之道”哲学思想的影响，而且作了创造性的发展，他在“静”、“道”等哲学范畴中融入了“德”这一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哲学范畴，“维贤维德，可以服人”，“善积者昌，恶积者丧”(18)。因此诸葛亮强调人要志存高远，强毅”，“意气慷慨”，从而“忍屈伸”，“除嫌吝”，才能不忧“淹留”，不患“不济”(19)，才能制胜于天下。这种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开放创造的信念，为其以后的政治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通达权变的谋略思想
三国时期社会动荡，“豪杰并起”，谋略家也纷纷涌现，谋略权术思想的发展也极一时之盛，政治、军事、外交活动中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而在这些群星中最为璀璨的则非诸葛亮莫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诸葛亮之所以成为智慧的化身，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诸葛亮的治国思想，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其谋略思想。他对先秦诸子及游士策士的思想广泛学习，结合实践斗争，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谋略思想体系这里限于篇幅仅从两个方面作一简要分析：
(一)“三分天下”的远见卓识
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曹操已统一北方，傲视群雄，想尽快一统天下，孙权据有江东、三代经营，已有雄厚的政治基础刘表、刘璋、张鲁、马超等虽然势力不大，却也各有地盘，唯有他“智术短浅，遂用猖獗”(20)，身无立锥之地，依然寄人篱下。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诸葛亮以其超人的预测能力，在《隆中对》中分析了当时各割据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后，提出了“三分天下”的科学论断，并为刘备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发展、壮大势力，实现国家统一的战略，策略。(1)消灭较为弱小的刘璋，刘表势力，占据荆州、益州作为根据地；(2)此后，对内革新政治，积蓄力量，改善同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关系，稳定后方；(3)联合孙权，孤立曹操，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4)捕捉战机，从宛洛和秦川分兵两路，采取钳形攻势，北伐灭曹，收复中原，最终统一天下。终诸葛亮一生，都是按照这一总的战略方针去执行的，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其深谋远虑确实无与伦比。
(二)以弱图强的赤壁决战
赤壁战前，曹操已占去刘表大半地盘，刘备随时都有被消灭的危险，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诸葛亮以其过人的胆识，去柴桑拜见孙权，说服孙权与曹操决战。在说服孙权的过程中渚葛亮充分运用其谋略，一方面欲擒故纵，在气势上降服了孙权，一方面又客观地分析了双方力量对比，阐清战而必胜的原因。赤壁之战决胜在于周瑜，可是最大的赢家却是诸葛亮，战后，刘备的势力不仅占据了荆州，又据有了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四郡，兵力大为增强。
四、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
纵观三国各路诸候，政治、军事、外交常常结合在一起，任何一项成功的政治军事活动都离不开外交策略的配合。诸葛亮非常熟悉春秋战国时期苏秦、张仪等人的外交谋略，并将这些前人的智慧灵活应用于自己的外交实践。在诸葛亮的治国思想中“联吴抗曹”的外交政策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后来虽然屡遇挫折，但他一生都在坚定地执行，为他治蜀，伐魏创造了条件。赤壁之战以后，孙刘联盟大为巩固，刘备集团“借得荆州”，取得益州、汉中、力量达到极盛。后来由于关羽大意失荆州，吴蜀关系急转直下，紧接着刘备意气用意，伐东吴而致夷陵惨败，吴蜀联盟破灭，孙权倒向了曹魏一边。在刘备死后，诸葛亮为了扭转国势大削的不利局面，着手解决了第一件事就’是与东吴修好盟约。为此他选派邓芝出使东吴，联盟很快修复，为国内“理政抚夷”，休养生息创造了极好的外部条件。后来’他又多次派费韪、陈震等人出使东吴。蜀汉建兴七年(公元229年)，孙权称帝，这在蜀汉朝内引起了一番争议，有人从蜀汉的正统地位出发，提出与东吴“绝灭盟好”的主张。为此诸葛：亮以大局出发，作了一番详细分析，“权有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性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显绝，仇我必深，粳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仍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辞匈，先帝优于吴盟，皆应权通变，致思远益，非匹夫之为忿者也。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辞，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余而利不取也。若大军致讨。彼高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之罪，来宜明也。(21)”从诸葛亮的这一番分析中可以看出，尽管诸葛亮在思想上也认为孙权称帝是“逆”行为，是对蜀汉正统地位的挑战，但他却并不因此就贸然主张与东吴．断绝联盟关系，相反，他根据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认为不但不能与孙权绝交，而且应继续保持，乃至加强孙刘联盟关．系。诸葛亮还特别引证当年汉文帝为与匈奴和亲，用很谦卑的言辞给单于写信；刘备为与孙权结盟，割让三郡给孙权订立湘水之盟。在他看来，这些“应权通变，弘思远益”的措施，都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灵活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