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为亮立庙与亮意有悖。诸葛亮去世前“遗命”云：“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是足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这就是说，亮死后，埋葬于汉中定军山，在山上凿一个洞穴，大小以能容下一棺为原则，入殓时穿普通服饰，不随葬任何器物。假如诸葛亮的“遗命”，文臣武将皆由于景仰而绝对服从的话，蜀丞相诸葛亮的坟墓，无疑是一座薄葬型的楷模了。诸葛亮如此遗命，不一定像魏文帝说的那样“欲人之不得见也”，或“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也，但北伐尚未成功，汉室尚未复兴，丞相怀着无限遗憾去见先主是不会有什么疑义的。在这种情况下，亮绝对不会让后主为其立庙，更不会让后主为其立庙于成都昭烈庙帝旁，所以为亮立庙与亮意有悖。

　　亮病逝后，后主不听所在立庙之言，并非对亮的去世毫不动容或对亮的悼念活动不予重视，相反，“朕用伤悼，胆心若裂”，表示了对亮的深切哀悼和无限怀念。诏策，或曰悼词，或曰告蜀国同胞书云：“唯君体资文武，明睿笃诚，受遗孤，匡辅朕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够病陨丧朕用伤悼，胆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昭将来，刊载不朽。今使使持节左中郎杜琼，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谥君为忠武侯。魂而有灵，嘉兹宠荣。呜乎哀哉！呜乎哀哉！”③

　　诏策中，后主赞扬诸葛亮“神武赫然，威震八荒”，有伊尹辅佐商汤灭夏，吕尚辅佐周武王灭商之功勋，赠君“武乡侯”印绶，溢君“忠武侯”称号。同时，要求北伐将士遵照丞相遗命，把其薄葬在入生出死的定军山中。由此可以看出，后主刘禅对于诸葛亮的去世除了不予立庙外，其他悼念活动还是倾注了全身心的。

　　二、习隆、向充为何为亮“请立庙”

　　后主刘禅不听“所在各求为立庙”，“不从”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并没有挡住人民群众对亮的深切怀念和祭祀活动也没有挡柱一批“志虑忠纯”、“贞亮死节之臣”的立庙努力。景耀六年，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在亮死近三十年后，再次向后主刘禅提出了立庙问题，这就是著名的《为诸葛丞相请立庙表》的奏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习隆，向充关于为诸葛丞相请求立庙的报告》。奏章摘要如下。“臣闻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德范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蒸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④

　　从奏章可以看出，习、向之所以为亮“请立庙”，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古人有为德高功重者祭祀、塑像的先例。周时，召伯辅佐武王灭商，被封于燕。成王时任太保，与周公旦分陕西治，陕以西由其治理。召伯巡行南国时，宣扬文政，曾在甘棠树下休息，因称其树为“召棠”。召伯离去后，人们出自对召伯的尊敬，从此以后不再砍伐棠梨树。甘棠树和甘棠地成为象征召伯的纪念地和纪念树。春秋时期，范蠡辅佐越王卧薪尝胆，灭吴称霸，后虽浮海出齐，经商致产，但一直受到越国人君的爱戴，越王思念范灭吴复国之功，于是铸铜像以示纪念。

　　2，两汉时期，小善小德“图形立庙者多矣”。汉兴以后，厚葬成风。尤其是东汉时期，奢僭俞制，或图其形貌。《后汉书·朱右传》云：“永平中，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后汉书·赵歧传》云：赵歧“先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顷。”或绕墓筑垣，旁起祠堂。《后汉书·滇王传》云：“蜀平，徵文齐为镇远将军，封成义侯，于道卒。诏为起祠堂，郡人立庙祀之。”《后汉书·安成孝侯赐传》云：“帝为营冢堂，起祠庙，置吏卒，如春陵孝侯。”《水经注》有关建祠立庙的记载更多，如曹嵩墓“碑北有庙堂”；朱鲔墓“墓北有石庙”等。
 

　　3，丞相“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理应立庙。用《三国志》作者陈寿的话说，“诸葛亮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人，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⑤。”用今天的话说，诸葛亮为相国，其道德、品行远近闻名；其功勋、业绩没有人可与之媲美，蜀国能有一个鼎足而三之局面，完全是由于丞相请葛亮努力支撑的结果。

　　4、百姓巷祭，戎夷野祀已成为群众性的悼念活动。从上文可以看出，诸葛亮为相国德范遐迩，功勋卓著，突出的贡献还在于“抚百姓”，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即“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三国时期，蜀国是一个国土最小(约57平方公里)，人口最少(约94万)，财政收入比较拮据的割据政权。蜀国的国土资源、经济实力表明，实施“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全国总动员令，必须走“富国安家”的道路。为此，诸葛亮推行了一系列改故鼎新的措施。在农业方面“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在水利方面，“征丁一千二百人主护”都江堰工程。直到他病逝前还在汉中前线“分兵屯田”，以“图久驻之基”。由于诸葛亮坚持“息民”“抚民”政策，蜀中期出现了一个经济相对繁荣，政治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而他本人也受到了蜀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亮病逝后，蜀国百姓为其举行巷祭是不无道理的。诸葛亮不仅对汉族人民关怀倍之，就是对西南少数民族亦关怀有加，戎夷人民为其举行野祀，也完全是情理之中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