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语

　　以上是对魏晋郊祀、祭祖礼的简要考述。曹魏国祚短促，有确立典制的开始，却无长久实施的条件，即便郊坛、庙制等最起码的礼仪场所和制度的订立也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这是因为　　汉末以来，理想色彩浓重的礼仪制度面对政治混乱、人民流离的现实不能挽救急弊，兵刑钱谷等政务理所当然地首当其冲。但王朝的正统性需要郊祀来论证，于是，原先作为汉儒心目中理想化宇宙和政治秩序象征的郊祀在魏晋蜕变为论证王朝合法性的依据。至于庙制和祭祖礼，它是强调道德教化的工具，曹魏把生者定了死谥以求七庙齐备，晋朝博士、太常等礼官争论庙制、殷祭等的细节岌岌为并不强盛的皇权装点门面，反映的都是王朝正统性的急需。

　　总之，魏晋郊祀和祭祖礼的具体内容虽然跟不比两汉的繁富宏阔，但魏晋郊天和祭祖礼绝非毫无成就可言。从中国古代王朝祭礼的纵向发展看，它构成承上启下的环节——它逐步扬弃着两汉郊庙典礼的粗疏随意和过于理想化，变得务实而精致，更适合统治的需要。在以后名儒通说和强大统一的皇权相结合的时代到来，它内容的进一步宏阔丰富也就成了必然，而这些都是魏晋郊祀和祭祖礼的诸多细小变化奠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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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朝祭礼指的是中国古代国家级礼仪中以祭天、祭祖为主干内容的礼典。它被包含在文献所称的吉、凶、军、宾、嘉五礼中。但笔者认为这些礼仪并不都是王朝祭礼的内容，王朝祭礼应指其中渊源于原始宗教，后来服务于王朝论证自己的存在合法性及实现教化和伦理需求的那些祭祀（sacrifice）和膜拜（worship）的礼典(ceremony)，它包括对天地百神的祭祀，一部分旨在实现“天人合一”的礼仪（如朝日夕月、合朔等）和其它一些生产和人伦礼仪。

　　[2]皮锡瑞《经学历史》160页，中华书局1959年。

　　《三国志·魏志·高堂隆传》。

　　[4]《汉书·郊祀志》记王莽上书：“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谊一也。天地合精、夫妇判合。祭天南郊，则以地配，一体之谊也。”

　　[5]《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南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中华标点本此处无逗号，此逗号为笔者察其文意所补。

　　《宋书·礼三》。

　　《宋书·礼三》“汉献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郡封魏武帝为魏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庙于邺，自以诸侯礼立五庙也。后虽进爵为王，无所改易。”

　　《宋书·礼三》。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

　　韦玄成整齐宗庙之前，西汉皇家宗庙（太上皇、高祖、文、武、昭、宣、等诸帝及后甚至太子）、园寝遍布郡国各地，供飨、上食花费巨大，于是有韦玄成立庙制和清整宗庙祭祀，具体可见《汉书·韦玄成传》。

[12]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371页，三联书店1957年。

[13]《宋书·礼三》云宝鼎二年（晋武帝泰始三年，266年）有司说应把孙皓之父孙和（被孙皓追认为文皇帝）牌位迎入京师，为之立庙。孙皓从之并亲迎，还多次下诏问神灵起居情况。巫觋说看见孙和被服如平常。又孙皓迎孙和灵舆时露宿在金城外七天，祭祀了三次，倡妓昼夜娱乐。有司奏说：“‘祭不欲数，数则黩’，宜以礼断情。”然后才停止。

[14]孙詒让《周礼正义·春官·序官·守祧》引。

[15]《宋书·礼志》二年正月，有司奏天子七庙，宜如礼营建。帝重其役，诏宜权立一庙。于是群臣奏议：“上古清庙一宫，尊远神祗，逮至周室，制为七庙，以辨宗祧。圣旨深弘，远迹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庙之繁华，遵一宫之尊远。……可依有虞故事，即用魏庙。”
 

[16]元帝不是武帝的嫡系子孙，而是司马懿的曾孙，于司马氏算疏宗，但由于西晋灭亡，武帝子孙尽死，元帝在江南被拥戴，元帝并非愍帝之后，而是武帝的子辈。

[17]此讨论参见《宋书·礼三》。

[18]同上。

[19]《左传·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逆祀也。”闵公为兄，僖公为弟，此初以僖公牌位越于闵公之上，不但乱了等次，而且乱了昭穆。

[20]见《后汉书·祭祀下》。又《全后汉文》卷七十蔡邕《郊祀意》：“孝明立世祖庙，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义。后嗣尊俭，不复改立，皆藏主其中……。”

[21]祭祖礼有吉礼、凶礼之分。此区分《仪礼》便已经明了。士丧、既夕、士虞等礼是从死者新死后就开始的祭奠诸礼，死者下葬而后守孝，出服之后“即吉”，此后的祭祖礼属于吉礼。宗庙祭祖属于吉礼。

[22]参见《宋书·礼志》挚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