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平五年九月，骑都尉公孙瓒在中郎将孟益的率领下为了报复叛军的又一次南侵，北上乌丸的塞内重镇石门，同叛军展开了殊死大战。两个月后由于公孙瓒骑兵部队（“骑都尉”顾名思义，就是掌管骑兵的都尉）的出色表现，政府军取得了石门大捷。不过“上山容易下山难”，当公孙瓒他们想要返回辽西腹地时遇到了乌丸族人的包围，经过长时间的殊死战斗（后汉书作“二百余日”，但肯定没那么长，“二”可能是衍文），到了第二年（中平六年）的初春，公孙瓒终于突围成功。虽然公孙瓒的远征部队损失过半，可毕竟摧毁了叛军主力（至少是汉族主力），所以公孙瓒的这场北伐也不算失败，东汉政府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加封他为中郎将（后汉书为降虏校尉）、都亭侯，兼领辽西属国长吏。

　　就在孟益、公孙瓒武力讨伐叛军的同时，朝廷也在谋求和平解决幽州问题的办法，于是派出素有“德义”、“恩信”之称、时任宗正之职的刘虞在关键时刻出任幽州牧，由他负责用政治手段解决冲突。

　　刘虞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担任过光禄勋，父亲担任过丹阳太守，都是高官，据说他们家还是东海恭王刘强（刘秀的长子，做过太子）的后人，那么也算是皇族了（比大耳“名正言顺”多了）。

　　刘虞早年便被举为孝廉（郡太守、王国相拉拢当地豪族最常见的手段，孝廉通常也是刘虞抵达誉坛的正规敲门砖），后来担任幽州刺史，和北戎（乌丸、鲜卑等族）打过交道，外交、政治手段颇为高明（这次三9把他的政治力设得颇高也是挺真实的），把幽州最棘手的民族矛盾处理得很好。中平元年（实际上把中平元年称为光和七年更为合理），张角的黄巾军造反，冀州的安平、甘陵两地最先响应，刘虞在危难时刻被授为甘陵相（甘陵就是清河——呵呵，西门庆的老家），安抚当地百姓，肃清黄巾余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州刺史和太守是同一级别的官，俸禄都是两千石——小弟一直不厌其烦地说这说那，并不是想卖弄才学{我也没什么才，没什么学}，只是想纠正很多大众的误解，仅此而已，如果有碍尊目，就跳过吧），小有政绩，被升为宗正。

　　中平年间，幽州的胡汉同乱问题一直由公孙瓒等武将通过军事手段处理，虽然略成战果，但总体上形势不佳，所以政府开始考虑用政治解决的方法，他们想到了曾经在幽州有过丰富外交经验的宗正刘虞。中平五年，政府为了加强州地方官的职权，设置了州牧这个官，这一年的第四季度，刘虞外放幽州成了最早的州牧之一——幽州牧（以我现在的所识，在这里为大家来区分一下州刺史和州牧的区别——仅限于灵帝晚年至曹操开府——也是一家之言：1，先是官秩，刺史是两千石{或者叫“真两千石”——太守也是两千石}，牧是中两千石，比两千石高一级{比两千石低一级的叫“比两千石”}；2，州中有刺史就没有州牧，反之亦然，州刺史在本州岛晋升为州牧是很常见的；3，刺史是州的常设官，但州牧不是，所以不一定每个州刺史都能晋升为州牧；4，通常在用兵频繁的地区设置州牧，这样来看，州牧是握有比州刺史更强的军事权。需要补充的是，尽管州牧的职权比州刺史强化了，但太守的职权并没有弱化，太守的地位

　　仍然和州牧差不多——和州刺史比几乎完全相同，和州牧比大致相同——我一直认为太守相当于现在的省长）。

　　刘虞抵达幽州后，应该正逢公孙瓒大破叛军，他借着军事胜利向叛军提出和平条件，也就是，只要乌丸交出汉人张纯，和平就能到来。丘力居在权衡利弊后答应了和平条件，张纯于是改投鲜卑，途中被家客杀死。多年的幽州战乱暂告段落，刘虞加封太尉。

　　这一温和做法引起了很多幽州武将的不满，其代表人物就是本文中的主角公孙瓒。据说，公孙瓒还企图破坏刘虞的这次和平谈判，但未能得逞，我认为，三国志上的这个记载是有可能的，但陈寿认为这是公孙瓒出于妒忌，我认为不妥。公孙瓒的这种举动的目的的确是破坏和谈，可他的立足点是“埽灭乌桓”。公孙瓒的家乡辽西是乌丸南袭的必由之路，东汉末年国力匮乏，北戎常常南侵，抢夺汉族人民的财物、牲口、壮丁（用作奴隶）、妇女，公孙瓒对于家乡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一定很有感触，对乌丸等少数民族的强烈的民族仇恨是东海人刘虞无法体会的。所以，刘虞对少数民族的温和做法使公孙瓒大为不满，随着刘虞和平事务的逐步兑现，辽西诸屯被罢，公孙瓒迫不得已离开家乡，内迁至右北平屯兵，凡此种种使刘虞、公孙瓒之间的矛盾步步加深，到后来终于发展到水火不容……

　　中平六年四月丙辰，三十四岁正当年的灵帝因为酒色过度病亡，这不过是刘虞加封新任太尉后几天的事情。不久，董卓入京，为了安抚关东军阀，董卓给他们普遍都加了官，刘虞和公孙瓒也不例外，他加封刘虞为大司马（自己做了太尉——其实，大司马和太尉在有汉一直是同官异名，老董也算是创新了）、襄贲侯（三国志上说这个灵帝在世时封的），公孙瓒为奋武将军、蓟侯（这两项称号根据后汉书，是两年后公孙瓒大破青徐黄巾后董卓政府加封的——关于公孙瓒和刘虞，我所依据的两部史书，即三国志和后汉书，在很多情况下都会小有出入……苦笑ing……不过由关东诸侯讨伐董卓时曹操也自封为“行奋武将军”——即代理奋武将军——来看，后汉书在这里的记载可能更准确些）。

　　第二年，即初平元年，关东诸侯组建反董卓联盟，刘虞和公孙瓒也参加了这一联盟——虽然都没有直接派兵——但结果证明，加入同一阵营后，两人的矛盾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激化了……

　　袁绍做盟主后第三个月，也就是初平元年三月，戊午，他叔父——太傅袁隗被董卓理所当然地处决了。不过，董卓并没有把比三公还高的这么个显赫的空缺封给身边的凉州将军或者干脆留给自己，而是把它给了刘虞（的确，当我们用自己的眼睛重新审视董卓时，会发现他决非世人所熟知的恶棍代表，实际上，如果东方诸侯能够克制一下自己的不满——或者说是妒忌——情绪，董卓的政府会毫无疑问地远远胜过灵帝政府：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当后人从后向前回顾时，会不可避免地发出种种感慨，如果当事人能够有后人一半的心态看问题，那么，人类社会螺旋前进的图样无疑会被拉直许多……呵呵，这又是小弟在发牢骚了……原本应该是不折不扣的正统历史题材却成了连自己也怎么看怎么像小说的东西，真希望同为日功常客的红茶魔术师也能够看到我的拙文，他或许能把我这么些不伦不类的杂碎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一个同为敌对分子的政客，于是关东军团的名义领袖正式诞生了：本来，关东军阀

　　的名义官位都大致相同，牧、守、刺史、相，加上袁术的后将军，基本上相当于九卿，后来袁绍自封车骑将军（奇怪，为什么不是自封大将军？反正是自封的……），也不过是三公的档次，而刘虞则是太傅，上公品秩。鉴于刘虞广泛的人缘（当然公孙瓒是例外）、优异的政治表现，加上得天独厚的皇室血缘，关东诸侯出于种种考虑，决定立他为帝——皇帝本身是凡人，但在中华帝国时代他无疑是精神领袖和正义的化身、上帝的代言人，谁拥有皇帝谁就拥有正义，尤其是正统的皇帝（所以称帝除了个人欲望的需要外，也是客观政治所决定的），关东诸侯现在和董卓相比，在政治上的差别也的确就只差一个皇帝了。因此，几乎是循着惯性，在造反的第二年，也就是初平二年，关东群雄力劝刘虞称帝，被刘虞很坚决地拒绝了。刘虞的决定表面上当然是出于道义，不过后人往往会认为刘虞的拒绝是他本人对于自身安危的考虑，倘若刘虞果真如此，那么他实在是失策了，因为当他得知他的医学意义上的生命将于两年后终止，他应该会更慎重地做出决定……当然，关于刘虞是否真的是这样，我仅仅是毫无根据地猜测，事实更能证明表面上的理由是当时刘虞的真我体现，因为刘虞辞请后不久就命令副官田畴、鲜于银到长安迎接献帝东归（当时洛阳已在义军统帅之一袁术的大将孙坚统治之下）。献帝闻讯很高兴，派刘虞的儿子刘和（当时在朝中任职侍中——董卓这个人，至少对关东军阀来说绝对不是暴君，事实上赋予关东军阀正式权力的正是董卓！）联络刘虞，叫刘虞派兵迎驾。刘和在途中被袁术很有礼貌地扣留了下来，袁术让刘虞同自己一起迎接圣驾。公孙瓒作为刘虞的高级属官（至少名义上是这样的）力劝刘虞不要上袁术的当，因为他认为袁术自己是有野心的（不过，公孙瓒是否真的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呢？即使是从我们来看，初平年间的袁术至少在史料里是个不折不扣的忠君爱国名人，虽然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公孙瓒的“远见”是“高明”的），但刘虞当然不会参考公孙瓒的意见，仍然派了数千骑兵部队给了袁术军中的刘和。公孙瓒一方面怕袁术报复（可见当时二袁是如何嚣张了），派堂弟公孙越领一千骑兵在袁术手下当差（实际上有变相人质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教训一下不听自己柬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