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出师表》与诸葛亮的伐魏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内里藏着不可道破的玄机。从这点看，此表也许诚为诸葛亮所写;若系伪作，则作者对诸葛亮的尴尬处境和内心活动把握之准，令人叹绝。究竟是真是伪，倘无旁证出现，想必会一直争论下去。

提起诸葛亮的《出师表》，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有前后两篇。白居易写过“前后出师遗表在”的诗句，苏轼也曾无区别地称“出师二表”。然而，《后出师表》的真实性却颇有争议。陈寿在《三国志》中不惜笔墨全录《出师表》，却只字未提《后出师表》，在他编纂的《诸葛氏集》里，后者也付阙如。《后出师表》得以传世，是由于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全文征引。引文源于《汉晋春秋》，《汉晋春秋》又引自三国吴人张俨的《默记》。

不少人认为，既然“良史”陈寿未提，那么《后出师表》多半属后人伪托。可是，翻检一下古文选本，《后出师表》每赫然在列，署的自然是诸葛大名。显然，编书人、读书人都不愿相信，最能体现诸葛亮高风亮节的名句“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后讹传为“尽瘁”)，不是他本人的肺腑之言，竟乃出自赝文!

《后出师表》到底是不是诸葛亮所作?裴松之征引时，想必心已存疑，故特说明原始出处，以撇清文责。到了乾嘉考据盛行之时，袁枚跳出来斥之为伪作。理由是，出师临征，当以气夺人，《后出师表》却先自怯馁，“上危主志，下懈军心”，此虽至愚不为，而况诸葛。上世纪中叶，受过“科学主义”洗礼的傅斯年也称，《后出师表》“若果决而实忧疑，若奋发而实不振”，即使不算“败北主义”，也脱不掉悲观论之嫌，诸葛亮伐魏，志当必胜，必无漫作此等泄气话的道理。在众多史论家眼里，《后出师表》之伪，凿凿已成定论。

《后出师表》若非诸葛亮所写，作者是谁?现成的答案是“好亮者”或“好事者”。不过，“好事”也好，“好亮”也罢，作伪者既然意在乱真，理当尽量仿效《隆中对》、《出师表》等作品才是。事实却不是这样。《隆中对》的诸葛亮英气勃发，指点江山，犹胜券在握;《出师表》虽内敛沉潜，但必胜之心，溢于言表。《后出师表》不仅绝口不言取胜，行文也不似前者气壮而语畅，倒像是恐人不信而回环往复、申之不已。后人对照二表常发出冰炭两途之叹。《出师表》曾明确提到伐魏的目的，即“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也做了类乎军令状的承诺。在首战不利的情况下，《后出师表》一面竭力主张出师，一面却又间接承认胜算不大。如此低调悲观，若出自“好亮者”之手，则正如袁枚所说，乃欲誉之而适以毁之。“好亮”而不去大书诸葛亮踏平秦陇、饮马河洛的雄心，竟让他以“何能必胜”之类的话塞责，于理于情都不合。若说“好事者”意欲解构孔明用兵如神的神话，那么，尾段兵事难料云云，倒又像是伏笔，预先为诸葛亮出师无功开脱。再说，一个一心想揭孔明智短的有闲文人，岂会想出“鞠躬尽力”的话来营构一个无怨无悔的忠臣形象?! 反过来，想彰显诸葛亮高义的人，完全没必要拐弯子贬低他的军事才能，暗示他无胜算而轻启战端，侥幸以逞。

一连串的疑问，一连串的尴尬，还是回到文本。通览《后出师表》，全文都在为出师辩护，篇首强调先帝遗命，中间列举当战的理由，结尾申明己志。

先说刘备遗命。三分割据，蜀国最小也最弱，没有并吞魏吴的实力，不过倚仗天险，也暂无被灭之虞。刘备死后，似应休养生息，徐图大业。表中提出伐魏，并没有从战略上论证其必要性与可行性，只是笼统地归结于先帝遗命。众所周知，刘备晚年对挺进中原兴趣缺缺，临终嘱托也算不上什么伐魏的“既定方针”。虽说《隆中对》拟以荆益两州之兵分取宛洛和秦川，但荆州失守，这一计划实已告吹。刘备从称帝到去世，除了临终嘱托，史书里找不到他谋图霸业的只言片语。关羽死后，赵云曾劝阻他伐吴、提醒他“国贼是曹操”，他也听不进去。由此推知，托孤时“终定大事”云云，更多是人之将死时的泛泛之语，当不得真。仔细推敲一下刘备的苦心安排，不难看出，他真正放心不下的不是尚未收复的汉家天下，而是怎么保住蜀中的小朝廷。刘备的心思，诸葛亮不会不明白，可表中却口口声声把伐魏说成无可辩驳的先帝遗命，相当耐人寻味。退一步讲，就算刘备伐魏方能瞑目，那诸葛亮也应该在执行遗命时视实际情况而动，因为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国家利益远比君主一时的意志重要。古代之所以设谏议制度，就是为了保证当君主意志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能有人站出来犯颜直谏，劝君主放弃自己的主张。臣下出于国家利益违拗上意，正是更高意义上的忠君表现。将在外，君命还有所不受呢，况且刘备已死、其遗嘱并没说非伐魏不可。事实上，后人批评诸葛亮伐魏失策，没有以他不得已行君命而为之辩解。《蜀记》就曾写到，谈论者每每指责他“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人们不批评刘备，是因为，即使他有伐魏的遗命，也不会强求别人罔顾国家利益而盲从。战与不战，最终当由执事者审时度势后做出抉择。《后出师表》把伐魏作为先帝遗命，又理所当然地把这一遗命定为国策，无形之中放弃了对这一干系重大的战略决策的审视与考量，同时也就撇开了当事人自己的责任。这种做法，与人们印象中思维缜密、谨慎负责的诸葛亮形象不相符。

再看文中提出的出师理由。一共六条，归结起来有三点:一、不战不能得天下，反会使敌人坐大;二、吃败仗没关系，不能指望一战而定;三、蜀国地小人寡，拖不起。这三点，说白了就是:非战不可，败了也得战，得速战。这里，作者要传递的信息再明显不过了，就是一个字——打。但措辞委婉，不正面言战，仅间接说，不打则是“臣之未解”。至于论证，却出奇的薄弱，比类引喻，也不很恰当。乍看之下颇有些道理，细究起来，或多或少都成问题。首先，坐得天下并非不可能，周文王就是修德怀远奠定周朝基业的。至于其弟武王后来伐纣则是“以天下之所顺，攻天下之所叛”，不仅没遇到抵抗，反受商民箪食壶浆的欢迎呢。说使敌人坐大云云，与当时实情也不合。天下三分，魏据泰半，不“坐”已最强，再“坐”也大不到哪里去。其次，一战而定天下自然不现实，但蜀国资源少，没资本长年以战事奉陪强邻，尤其吃不起败仗——不仅物力人力赔不起，心理上也输不起。蜀人历来闭关自守，对出蜀道攻掠外域素无兴趣。倘有利可图，倒也罢了;如果长途跋涉仅只伤财送命，自然无法接受。这也是为什么失街亭后“议者谓为非计”的原因。第三，蜀国地小人寡，更要恤兵惜物，不打无把握之战，不能效法曹操屡败屡战。当年曹操败而转胜，不能因而期待现在伐魏同样会先失利而后赢。另外，说驻军与行军劳费相等，从而得出守不如攻的结论，更是有违常识。蜀魏交兵，出入蜀道劳费甚巨。我们知道，出祁山一次次修栈道，运辎重粮草，进军退军，大大损耗了蜀国的元气。至于攻与守的得失，兵法讲“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攻方兵力当然得强，否则就会陷入胶着状态，进退两难。如果采取防御措施，守在万夫莫开的关隘，以逸待劳，劳费必会少得多。凭借一隅之地，与强敌是完全打得起消耗战的。六条出兵的理由，不可谓不多，竟没有一条说得通。作者既然主战，至少应该回答为什么危后必安、为什么攻优于守这两个最根本的问题，而他却只是虚晃一枪。行文貌似翔实谨严，实则疏阔草率，不比诸葛亮的风格。

文章最后说，世事难料，成败利钝无法逆睹，所确知者，唯有自己“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总之，是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与命运对着干的精神，“不自惜”的自我砥砺，若限于个人对理想的执著追求，诚然令人钦佩。但兵者凶器也，事关立国之本和民众的安危生死，一己“死而后已”关系不大，问题是，战争的魔盒一打开，就会有千千万万人跟着殉葬，即使是正义战争，没有必胜的把握硬打，也是不明智的，至少是不负责任的。可见，伐魏与否绝非诸葛亮一己之私事，它关系到百姓的身家性命，需要通盘考虑、理智抉择。

一篇《后出师表》，作为论证是否应当伐魏之作，雄辩是雄辩，然缺少思辨力度和内在逻辑，能服人之口，却不能服人之心。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从头到尾都不像出自诸葛亮之手。假若当年陈寿看到此表，想必也会视为伪作。可是为什么偏偏这篇文章，总令历代文人志士一咏三叹、赞赏不已呢?平心而论，《后出师表》虽论理不足，但在那低调而沉潜的执著之中弥漫着一股悲情，极具感染力。人们推重此文的原因，除了其美学价值外，主要是闪耀在字里行间为报知遇之恩奉献一切的人格精神。问题是，这篇不像诸葛亮所写的文章何以能让千百年间无数读者坚信其真实呢?这不能不说是个谜。或许《后出师表》的含糊其辞，从侧面反映了诸葛亮难言的尴尬处境，与读者的模糊印象正好契合。

说诸葛亮处境尴尬，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刘备临终托孤，寄望他“终定大事”，孔明“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一心扑在复兴汉室的大业上，义无反顾，并无半点困惑和疑虑，何尴尬之有?倘若把诸葛亮出祁山伐魏仅仅看成是执行君命，未免过于简单了。这里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刘备之死。当然遗嘱也是君命，一样得执行，即使没有三顾茅庐，诸葛亮也断不会把先君遗愿置诸脑后。问题是，刘备一死，诸葛亮不仅失去了与君主的所谓鱼水关系，而且有了生存危机。阿斗即位，诸葛亮的顶头上司是一个信谗好逸、了无责任心的弱智少年!虽说刘备责成皇子们父事诸葛亮，甚至还给他留下句“可自取”的活话，但两人都心照不宣:蜀国的第一把手不是诸葛亮，而是刘禅。刘备死后，诸葛亮又是封侯，又是开府治事，兼领州牧，事无巨细，都由他做主，似乎拥有从未有过的执政空间，可以大干一番了。可他毕竟不是国君，头上永远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按理，后主应该庆幸有这么一位尽忠尽职、两朝开济的老臣，没有理由自毁栋梁。但刘禅和诸葛亮的矛盾是显见而不可调和的:前者贪图享乐，后者勤政敬业，可以说两者都达到了一种极致。虽说这只是个人作风，不影响他们治国安民的共同心愿，但由于两人地位特殊，体现在他们身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迟早会引发决策上的龃龉和冲突。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生活态度的对立，不止于个人好恶，它势必导致民心的向背和朝中大臣的派系化。诸葛亮建议后主“亲贤臣，远小人”，说明他非常担心后主身边形成一个“小人”的圈子。面对这一隐忧，他除了建言，并不能做有效的防范。以刘禅的角度看，“贤臣”都在诸葛亮一方，这些人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他的“政敌”，如何亲近得?这位难免有失落感的君主只有被群小捧着，才会觉得满足、才能获取某种心理补偿。在这一吊诡的格局里，诸葛亮越是忠勤受拥戴，后主就越不开心。笼罩在诸葛亮道德和实权双重优势的阴影下，刘禅日子过得不舒坦也不踏实，心里无疑很窝火。身在此境，若不能痛下决心改变自己，谁都会想办法改变现状的，何况是至高无上的一国之君!当然，刘禅初登基时才十七虚岁，很难有所作为，但他总有一天会亲政。一旦大权在握，左右又有小人进谗蛊惑，诸葛亮处境之不妙，可想而知。昏君之为昏君，不仅无德无能，往往还性情乖张，难免做些匪夷所思的事出来。对这一点，谨慎如诸葛亮者，绝不会没有认识。他的困境是，既要保全自己，又要维护昏君的地位和权威，一公一私，是为两难。而他又不能舍身奉公:作为西蜀赖以立国的道德化身和精神支柱，诸葛亮舍身无异于毁国，求自安也就是保社稷。忠臣自安，可以体现君主的正当性;身遭不测，则会凸显君主的昏庸和暴戾——这是诸葛亮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