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芥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这说明英雄都有鸿鹄之志,要一飞冲天。当他们得势时,大有“喑呜则山岳崩摧,叱咤则风云变色”之概,待其失败时,亦往往能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取得化弱为强,转败为胜的功绩。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乱世出英雄”。在我国漫长的古代军事史上,有两个最光辉的历史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和三国时期。这两个时期都是诸侯割据,军阀争雄,天下大乱的时代。在军阀争雄的战争角逐中,浪起滔翻,必然会涌现出一大批能军治国的人才。象春秋战国时期的孙武、吴起、管仲、乐毅、司马穰苴、孙膑等人,三国时期的曹操、诸葛亮、刘备、孙权、周瑜、司马懿等,都是风云际遇,大显身手,各自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史迹。正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而数三国时期的英雄人物当首推曹操曹孟德。“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不错,曹操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三国时期的一代英雄,旷世人杰。他生当汉末乱世,东征西伐,位至魏王;他胸藏治国安邦之道,怀富经天纬地之才,在军阀争雄的纷纭斗争中,总是立于不败之地;他知人善用,宽宏大度,呕心呖血为子孙创下魏国基业;他求贤若渴,体恤人民,使遭受严重破坏的北方经济迅速恢复;他登高必赋,开一代诗风,称得上“改造文章的祖师”(鲁迅语);音乐可与蔡邕媲美,围棋可与王九真对阵,书法可与崔瑗相埒。人们千百年来无论怎样赞颂或诋毁,都无法否认他作为一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的存在。
一、演义误导,错遭否定;尊重史实,还其真身。
众所周知,人们对祖国古代历史的了解,以三国史为最多,但人们的这种知识不完全是从历史书中得来的,很多是从小说《三国演义》及有关的戏曲中得来的,因此不免有些与历史实际不相符的地方。《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在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下选择了“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来指导写作。因此作者对曹操极力揭露、鞭挞,对刘备尽心美化、颂扬,甚至虚构、编撰了许多与史实不同的故事、语言来为之服务。而后在清康熙年间,由毛宗岗父子修订加工后的《三国演义》更是变成了宣传封建道德思想和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言品。书中鼓吹封建常纲伦理和宿命论思想。认为“刘家天下”就只有由刘备来“正位续大统”,才是“天命所归”、合理合法的。企图以此来教化百姓驯服,进行愚民政策,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但他却忘记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这句千古圣言。
然而,现今在我们生活中流传的《三国演义》均是由毛氏所增删润饰过的本子。因此,在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下,在旧小说、旧戏剧的歪曲宣传和误导下,人们往往把曹操当成篡汉奸臣,加以否定,不能正确地评价他,给他应有的历史地位。正像鲁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鲁迅全集》第三卷1956年版)。又如《三国志》作者陈寿对曹操评论说:“明察秋毫,谋略出众,真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当然,《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作为文学作品,是可以而且应该虚构一些情节来使事情更加具体,人物更加典型,起着文学作品应该起的作用。但历史小说毕竟与历史著作不同,我们今天了解三国的历史,评价三国人物的历史作用,不应该根据《三国演义》,而应该主要根据陈寿的《三国志》(包括裴松之的注)以及其它有关史籍,从中了解三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正确评价曹操的功过是非,从其身上找到学习和借鉴之处。这对于我们如何在当今这样一个国际间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及文化都日益竟争激烈的复杂环境中能始终应付自如,立于不败之地,会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作为一个历史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可以看出三国史就是一场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史,而曹操作为封建统治者中的一员和一位政治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决定了其为实现王图霸业,对阻碍他的人采取了权诈、杀戮的手段。尤其是到了晚年,失去了年青时的豪气与豁达,猜忌骄横,使得一些像华陀、荀、崔琰这样的优秀人才被杀。但我们评价一个人,当看其主流大节如何,而不应该抓住其一时一事不放。毛泽东同志说得好:“看一个人不应看他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这个人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才是识别一个人的主要方法。”
况且这些不足是古代任何志图王业者所共有的特性,我们暂且不说各代帝王的权诈事例,那实在是数不胜数。我们只说《三国演义》的作者所正面肯定的刘备,实际上也是一个居心叵测的阴谋家。白门楼斩吕布时故作沉思,煮酒论英雄时假托闻雷失箸,甚至在赵云面前掷阿斗于地,临死叫诸葛亮“可自为成都之主”,都表现了刘备的阴险虚伪。而只顾私义,不审时势,不重大局,仓促伐吴,以至亭惨败,将七十五万大军白白送入虎口,则使得人口有限、地盘窄小、经济凋弊的益州元气大伤,愈渐贫脊,百姓生活愈加困苦。这亦反映了其所谓的“仁义”不过是对兄弟亲人的小仁小义,而非事事以天下苍生为重的大仁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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