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章武二年十二月刘备重病于永安（即白帝城）时，汉嘉（也算是南中边缘地带了）太守黄元就起兵反叛。趁孔明东探刘备之际，黄元居然在第二年的三月份率军推进至蜀郡临邛城下。不过，显然，诸葛亮对此是早有准备的（孔明是章武三年二月抵达永安的，估计，在他出发时已经是正月了，本来，那段时期蜀汉肯定是非常乱的——刘备大败后，蜀汉元气大伤，而刘备本人也一病不起，连成都也回不去了——孔明应该没有时间理会这件事，因为当时的叛乱也实在是太多了），不久，留守成都的陈曶便在临邛城外大破黄元，黄元被活捉、正法。刘备死后，南中一带的叛乱更是此起彼伏，不过，孔明并没有立即平乱，因为有更重要的事——处理好汉中、益北的事务，还有就是，联吴。

　　从建兴元年到建兴三年，这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孔明日理万机，把刘备对于蜀汉造成的严重灾难都一一弥补，体现了他非凡的政治才干。到了建兴三年三月份，孔明为了北伐大计，出兵南中。这时的南中，除了王伉、吕凯还在坚守永昌城外，其余的郡县已经基本上不受成都政府的控制了。

　　南中的叛乱大致是这样的：早在刘备病重之时，益州郡豪族雍闿就扣押太守张裔，东联孙吴，举起反旗。在刘备病故后，牂牁太守朱褒、越嶲夷王高定先后步雍闿之后尘。叛军的主要力量是当地土豪（有汉人、有蛮夷，不过蛮夷占多数）和孙权的暗中帮助。在孙权和诸葛亮重新建立联盟后，南中的叛军就失去了东吴的援助，从而力量大减，加上领军人物大多缺乏战斗经验，而他们的对手是当时著名的军事家孔明，所以，最多也就四个多月，南中就又牢牢地掌握在成都政府手中（孔明三月从成都出发——见后主传，“五月渡泸”——即进入南中，“其秋悉平”——见诸葛亮传）。

　　在孔明南中攻略期间，蜀军中涌现了许多“新人”，如李恢（史称“南土平定，恢军功居多”，他曾经在敌众数倍的情况下战胜南蛮）、吕凯、王伉（两人守永昌，孤军奋战了至少两年）、马忠（主要从事安抚工作，“甚有威惠”）等，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位，就是马谡。马谡虽然没有随军出征，但是在孔明临行前向孔明提出了“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的战略方针，深得孔明赏识，以后的七擒孟获等也都是按照这一方针执行的。

　　孔明结束南中后，力排众议，实行“以夷制夷”的政策。结果证明，这是非常正确的，一方面缓和了当地民族矛盾，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减少了当地的驻军，使北伐军更宽裕些。相比孔明之后的蒋琬、费袆等，虽然在南中地区加派了人马，可是叛乱却反而增加了。

　　不过，南中虽然平定了，可孔明军北上之后，当地有接连发生了几次叛乱（上文提到的吕凯就死于其中的某一次），当然，这些都是小规模叛乱。

　　最后，我想应某些网友之邀，谈一谈南征的意义（呵呵，政治性挺浓的是不是？其实像我这样工科出身的人对此也非常头疼）。首先，它解决了北伐的后顾之忧，这一点，孔明的出师表上已经说的很白了；其次，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它大大地解决了北伐的军费问题，“军资所处，国以富饶”（见诸葛亮传），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蜀汉政权对于南中人民的经济压迫是何等之重了。至于政治上的作用，我觉得对于至少孔明来说几乎为零，因为，政府军北上以后，当地的太守清一色都是益州派，其中还培养出了蜀汉末期和姜维齐名的镇南大将军（注意，不是镇南将军）张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