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发展生产，传授百工技艺，帮助他们逐步改变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①带去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铁犁牛耕，精耕细作，逐渐改变那儿的刀耕火种。还带去稻种，教民种稻。②兴修水利，相传保山城南曾修筑过三个大堰，称诸葛堰，至今还灌溉着千万亩稻田。③屯田，李恢、马忠先后在建宁郡昧县(今曲靖)屯田，“南人谓之屯下”。④教授百工技艺，发展煮盐冶铁，传授织锦技艺，使南中手工业得到发展。⑤对一些居住在深山老林，仍过着原始狩猎生活的“上方夷”，帮助他们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引导他们走出山林，变成“下方夷”。“诸夷慕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乎地?建城邑，务农桑”（杨慎语)。所有这些，促进了南中生产的发展，带动了社会经济的繁荣，改善了夷民的生活，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提供了物资基础。

　　五、在生产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加强了南中与内地的交往。蜀国的织锦、盐铁、农具运往南中，南中的金、银、漆、朱砂、牛马、犀革、麝香等运往内地。蜀国的货币，“直百石铢，今黔地多有出上者，有钱背左有直书为字”（《贵州通志·金石志》，可作经济繁荣，商业发达、交往频繁的佐证。越隽太守张又重开山邛都经旄牛至成都朗既平且近的“旄牛道”，扦修复古亭驿站，方便商旅往来，密切了南中与内地的联系。

　　六、尊重南中少数民族的习俗，因势利导革涂陋习：如用“馒头”代替他们杀人用人头祭神的恶习。尊重他们的人格，不歧视；乎等待之，从不侮辱他们，无怪乎他们亲切的呼诸葛亮为“慈父”“孔明老爹”，表达了他们无限敬仰、崇拜的感情。

　　七、汉末三国时期，战争频仍，大规模的伤亡，使汉族兵源逐渐枯竭。魏、吴均征少数民族青壮年入伍，蜀汉也不例外，把南中少数民族看作重要的兵源，“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王乎为参军，统五部。少数民族军队成为蜀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骁勇善战的劲旅。重用少数民族将领，中下级军官也有不少少数民族，高级将领中如五虎上将之一的马超及其族弟马岱，诸葛亮的接班人，蜀汉后期的统帅姜准等，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忠心耿耿，立下了汉马功劳，为蜀汉亩战终生。这样，会使少数民族很自然地感到他们同汉族兄弟是一家人，增强了民族团结。

　　诸葛亮的民族和好思想，他的民族政策和措施，符台南中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是进步的，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像他那样在南中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所受到的敬仰、崇拜和爱戴，可以说前无古人，历史上没有那一个可以相比。当他逝世噩耗传来时，人们如丧考妣，西南戊夹野祀，纷纷为之建祠祭祀，表达了深切的哀悼与怀念。至今那里流传许多有关他的美好故事与传说，寄托了人民的深情厚意与缅怀纪念。

　　虽然，诸葛亮的民族思想和政策有时代与历史的局限性，但比起前代尤其是东汉末年的横征暴敛，敲骨吸髓的残酷剥削和不把夷民当人看待的政治压迫，要好多了，不但拿了，而且给了，给的实在。

　　三国时期，魏、蜀、吴境内均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政策，如果说曹魏实行的是民族“强制同化”政策，孙吴实行的是民族“高压掠夺政策”(见谭良啸主编的〈〈诸葛亮与三国文化》)，都有程度不同的麻烦的话，那么蜀汉实行的诸葛亮民族和好政策是成功的。蜀汉人少地小兵微将寡，居然能同拥有九倍于已的土地和七倍于已的强大曹魏相抗而无后顾之忧，并多次北伐，打得曹魏疲于奔命，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后方稳定，这不得不归功于诸葛亮民族政策的成功。

　　诸葛亮的民族思想与民族政策，体现了中国古代开明政治家的共识，蓄含着中国文化丰富的内涵，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也是他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遗产，我们应当珍惜它、研究它，必将从中获得教益，对今天西部大开发也将有许多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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