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赤壁抗曹大战的胜利,不能归功于周瑜一人
《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演义》从强烈反曹、尊刘、贬孙的立场出发,蓄意把赤壁败曹的功绩主要归于诸葛亮一人,并且肆意丑化了周瑜,又贬低了鲁肃,这当然是应该纠正的。但有的根据《演义》建构的“赤壁大战”的旅游景观,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似乎刘备一方在此次战争中竟毫无作为。
据《鲁肃传》裴注引《吴书》记关羽对鲁肃曰:“乌林之役,左将军(指刘备——引者)身在行间,寝不脱介,努力破敌;岂得徒劳无一块壤,而足下来欲收地耶?”这说明如果没有孙刘联盟,那孙权决无独立抗击曹操的勇气。而且当时前线吴兵,只有水军三万人,而刘备、刘琦的兵力却有两万人,还有关羽率领的数百艘战船参与战斗,岂能视为无足重轻?
八、曹军在乌林遭致溃败的主因
拥有绝对优势兵力的曹操之所以在乌林被彻底击溃,主要原因何在?周瑜在战前有预见。他指出曹军的不利条件:一是曹操占有北土,既未平安,加以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二是曹军“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按:此指中原而言——引者)所长”;三是彼时正值“盛寒”,马无草料,会成群饿毙;四是北方士兵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传染疾病。裴注引《江表传》还记有周瑜曾向孙权指出曹操征刘表之军,“已久疲”,而他收编的刘表旧部“尚怀狐疑”云云。这就是说,曹操是“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等等。
不仅此也,曹操此次自江陵东征时谋士贾诩就曾谏阻。《魏志•贾诩传》写道:“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诩谏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饷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不可劳众而江东稽服矣。’太祖不从,军遂无利。”但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则不以贾诩之言为然。他写道:“于是韩、马之徒,尚狼顾左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怀吴会,亦已明矣。彼荆州者,孙、刘之所必争也。……何抚安之得行?”裴氏认为:曹操当时既新平江汉,威慑扬越;资刘表水战之具,藉荆楚楫棹之利,实震荡之良会,廓定之大机;不乘此取吴,将安俟哉?他还指出:曹操“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凯风”系指东南风,易知。裴氏把曹军的传染病作为偶然导致曹操失败的两个原因之一,也很有见地。
那么曹军究竟患的是什么病呢?1981年《中华医史杂志》和《文汇报》均曾载文,以为是血吸虫病。但我则认为是流行性脑膜炎;理由是这种病多流行于冬春之际,且一经爆发,传播极其迅速,而且大多数病人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必死无疑。按《武帝纪》云:“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乃引军还。”又《孙权传》云:“瑜、普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饥疫死者大半。”又《武帝纪》裴注引《江表传》:“周瑜破魏军,曹公复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疫病,孤烧船自退,使周瑜虚获此名。’”可见意外的烈性传染病也是曹操失败的客观原因。
九、《三国演义》写曹操连接船舰出于庞统的
连环计云云,实无其事
据《三国志•郭嘉传》:“后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于此!’”这说明曹军可能是十二月初自江陵东下到巴丘时传染上疾疫的。部分军士染病后,曹操就把他们留下来,并留了一批船只在巴丘,而自己仍率大军东下。但到赤壁时因为与孙、刘联军初战不利。曹操只好退军于北岸乌林,并根据身边的谋士建议,下令连接船舰,准备再战。不料恰于此时得黄盖降书,即信之不疑,故未作任何防范措施,以至黄盖得以率少数装满引火之物的快船,趁突然刮起的东南风,闯入曹操的水寨,四处放火。这样,曹操驻于乌林江滨的船舰就大都被烧毁,而岸上营寨也就付之一炬了。
十、赤壁初战后,曹操下令连接战船,
是其水军葬身火海的主要原因
当建安十三年十二月,曹军东下与孙刘水师相遇于赤壁时,初战就被联军打败,其原因是曹军已染上疾疫,这就必然要动摇其军心;加上经过初次交锋,北方士兵不习水战,经不起风浪颠簸的弱点已大大暴露,这时大概就有谋士向曹操建议应尽快把小船都连锁起来,以利于发挥北军的优势。而恰好北岸曹军所采取的这一行动很快就被驻守在南岸的黄盖所望见(须知此时江水已大大低落,江面自然缩小,因而使黄盖能够清晰地看到曹军这一新的举措)。这就诱发了黄盖向周瑜献火攻之策。《周瑜传》云:“权遂遣瑜与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以持久。然观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这说明黄盖的火攻计和诈降计是交互为用的。但《三国志通俗演义》却写成是诸葛亮、周瑜最早提出用火攻破曹之策,而《三国演义》又杜撰诸葛亮的十六字诀:“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云云。当然,要用火攻就需要有顺风与之配合。设想当时如果刮起的并不是东南风而是西北风,那黄盖放火,将只能使自己的船只首先化为灰烬。无怪杜牧诗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就是讥讽周瑜因偶然遇到了顺风,才得以侥幸成功的。
可是杜牧忽略了黄盖的成功,还在于他用了诈降计。由于当时人们尚无预测气象的条件,黄盖设计时,也决不会料到决战之日会陡起东南风。他以为只要诈降得逞就有了胜利的保证。而恰好黄盖的诈降书又写得入情入理,故而曹操信之不疑。这就便于黄盖的快船冲入曹营内部放火。然而黄盖用来放火的船只,据《通鉴》所述只有十艘,而曹军的“蒙冲斗舰,乃以千数”。如果曹军船舰不曾连锁起来,而是可以各自单独行动的话,即使黄盖诈降之计得逞,曹军也只是部分船只着火,而其他的船舰仍可以在大江中自行逃散,不至于被殃及。可见曹操此次的失败,是由于他忽略了连结船舰不利的一面所导致。可见在战前曹操身边向他建议连接船舰之策的某一位谋士,对曹军此次的大败不能不负有一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