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有意歪曲事实，并没有正确评价曹操。仅是因为文学上的需要和政治上的考量，表现出明显的抬刘贬曹笔法。然而三国志对他的评价，是魏蜀吴三国君主之中最高者，陈寿评价曹操“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现在忠奸是非我们不必再详说它了，但表曹操唯才是举、知人善任的用人之道，实在是历史上无人能与其相比的。特别是曹操爱才思贤、选贤任能、唯才是举的提拔和使用干部的方针、政策更是无人可比。

　　他为了有助于完成自己统一中国的大业，深知正确路线确定之后, 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个道理。先后下达了著名的唯才是举三令, 广纳贤才。

　　据《曹操集》记载，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曹操下达了第一道唯才是举令叫《求贤令》，他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你们要帮助我把“被褐怀玉而钓亍渭滨者”、“ 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 推举上来，“吾得而用之。”并明确提出了“明扬仄陋，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目的是收尽天下英才为我所用。一反过去选拔干部中的传统模式和标准，明确了新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第二道唯才是举令是于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下达的，此令叫《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这次曹操又对唯才是举的用人准则具体内容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他指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士有偏短, 庸可废乎？”并要求“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这就明确要求主管干部的组织人事部门不要苛求全才，也不要因品行上的缺点而摒弃有所作为的“进取之士”，从而纠正了当时名义上是举孝廉，重德行，实质上是弄虚作假的弊病。首开了我国历史上“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先河。

　　第三道唯才是举令是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下达的《举贤勿拘品行令》，曹操在这次命令中再次强调要不拘一格招揽人才，就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意思是要求各地方领导，把哪怕他过去背着不光彩的名声，做过让人讥笑的事情，或者不仁不孝，但有治国用兵才干的人，你们都要把各人所知道的这些人都推荐上来，千万不要有所遗漏。这反映了曹操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求贤如渴的急切心情。

　　 在我国历史上，下过求贤诏的君主不少，并不是唯独曹操一人，所以更谈不上曹操独创。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曹操的用人标准与其他君主大不相同，因为他公开宣布，他所选用的干部，不论其出身贵贱，不管其品行如何，不论其相貌丑俊，不求其全面发展，不求其又红又专，凡是有真才实学、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他都会当宝贝看待，量才为官，唯才是用。换句话说, 就是不管你曾经杀人放火, 还是五逆不孝, 只要有能耐我都重用。

　　通过多年的不拘一格的选贤任能，曹操手下的文臣武将便人才济济。如谋略重臣荀或（比或多两撇）、荀攸、郭嘉，每议大事，他们都能与曹操推心置腹、屈膝交谈、知无不言。对于其他部下，曹操也给搭建了各自施展才华的平台，使他们做到各尽其职，尽显其才，不论大官小官，都能在自已的职位上做出骄人的成绩。

　　在关中刚被收复后，局势还没稳定下来，马腾、韩遂等将领人心猿意马，动摇不定，这时曹操及时委派司隶校尉钟繇坐镇关中。使的马腾、韩遂两人将自已的儿子交给曹操当人质，很快就使关中的局面稳定下来。

　　在战事纷乱之中，当军队粮食出现危机时，曹操便托付枣祗、任俊建立屯田，两人勤恳工作，奋发努力, 不负所望，很快就使魏国粮仓丰盈,富庶有余。

　　他委任卫觊镇抚关中，加强了国家对盐务工作的管理力度，朝中诸将都信服。

　　河东（山西西南部）的地方势力日渐壮大，卫固和范先图谋不轨，如不及时去除，必致祸乱，于是曹操就任命杜畿为河东太守，使卫固和范先的阴谋破产，两人被杀，绝了后患。

　　刚刚平定并州（山西太原），时局未稳，便派梁习任并州刺史，经过梁习的尽心治理，从此边境得以安宁。

　　孙权占领扬州后，九江仍属魏国管辖，为了九江之安全，便派刘馥去治理，从此九江人民安居乐业。

　　蜀国马超的军队刚刚投降就又要发动叛变，曹操立即派赵俨为护军，威慑了各部，幸而没有出现乱子。

　　张辽在合肥大败孙权；郭淮在阳平（陕西勉县西）抗拒蜀军的侵犯；徐晃在襄樊扼住了关羽的进攻。这些战例曾是以少胜多的典范，说明这些良将们都能为曹操的事业独挡一面。由此可以看出，曹操之所以能横扫群雄，纵横天下，决不是侥幸，也不是上天的恩赐，全是仰仗所属官员的同力协作，并充分发挥了文治武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