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刘备玩的是儒术，那麽，曹操玩的则是法术。文化大革命中的智者们把曹操定为法家，大致没有错。法家讲权、势、术，它的术与儒术相比，有刚柔之别、阳阴之别，所以鲁迅称法术为明术，虽然也是诡术、权术，但它只用“法”的名义，不用“仁”的面具。要杀人就造个合法的名堂，公开杀，明杀，明明是“诡”，但也使人无话可说。鲁迅说：

　　法术原是极利害、极致命的法术。　　

　　(《旦介亭杂文二集‧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旧文人把法术搬到文坛，便是制造一个恶名、浑名、罪名然后置对手于死地。例如先说你是“封建馀孽”、“布尔乔亚”或“无政府主义者”等，然后再加以扑杀，这便是作家们搬用的法术。这种法术，表面上是“明术”，其实也是诡计。它通过浑名、恶名先把你批倒批臭，而且一沾上恶名，“你跑到天涯海角，它也要跟着你走，怎麽摆也摆不脱。”(“五论文人相轻──明术”)曹操使用正是这种法术，杀王垕，使用的是王违反军法之名。《三国演义》第十七回所写的曹操借王垕的人头，是《三国演义》中貌似插曲、实际上是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我们不妨重温这一故事：　　

　　却说曹操兵十七万，日费粮食浩大，诸郡又荒旱，接济不及。操催军速战。李丰等闭门不出。操军相拒月馀，粮食将尽，致书于孙策，借得米十万斛，不敷支散。管粮官任峻部下王垕入禀操曰：“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操曰：“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垕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　　  

　　垕依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听，无不嗟怨，皆言：“丞相欺众！”操乃密召王垕入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勿吝。”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垕大惊曰：“某实无罪！”操曰：“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心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勿虑也。”　　  

　　垕再欲言时，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出榜晓示曰：“王垕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　　

　　军粮不济，军心波动，面对这一危机曹操先施小计，即用小斛偷换大斛，并让王垕去执行。行不通而激起军愤时，他则施大计，借王垕的头以平军愤。面对这种人头游戏，善心读者会感到惊心动魄，但是，曹操却表现得极为冷静，一切行为“谨按军法”。在权术家曹操眼里，杀王垕不过是宰了一隻替罪羊而已，他明知道羊是无罪的，但必须“替罪”，这是执行军法的大局所需。所以他非常冷静地对王垕说“知汝无罪”但又要“借汝一物”。在这里，曹操没有任何心理障碍、人性障碍，玩的是杀人消灾的血淋淋的权术，他没有任何犹豫，所谓“妇人之仁”和他是绝不相干的，一个全军的后勤将领的头颅，不过是游戏中的一枚小棋子而已。曹操和王垕的这一故事具有很高的象徵意蕴，它揭示：在政治权术的游戏中，没有生命价值可言，也没有头颅价值可言，一切都服从权术所指向的目标。在一头是政治目标、一头是生命头颅的天秤上，可以是一边等于零，一边则是一百。为了既定的权力目的，可以不惜使用一切最卑鄙的手段。这也说明，当权术走向巅峰的时候，人的生命尊严就会走向谷底。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极权逻辑与生命逻辑是截然不同的。黑格尔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一命题的荒谬是没有区分权力逻辑与生命逻辑。借人头以稳定军心，这对于政治游戏的权力逻辑来说，它是合理的，但对于生命原则生命逻辑来说，它却是绝对不合理的。而曹操杀王垕，除了违背生命原则之外，也违反政治游戏中最起码的道德原则，它赤裸裸地嫁祸于人，不仅杀了人头，而且还让无辜的人头承受道德罪恶，而这，正是权术的奥秘。　　  

　　法术虽有明的一面，确实可称之为“明术”，但也有暗的一面。鲁迅在讲文坛“法术”时，说文坛中人除了直接给人浑名、恶名以坑人之名“还有一种是自己连名字也并不露面，只用匿名或由‘朋友’给‘敌人’以批评。”(论文人相轻──明术)曹操杀王垕用的是明术，杀祢衡则自己“并不露面”，让朋友“黄祖”(刘表的部属)去作“武器的批判”，借黄刀而杀祢。这一点，连荀彧也不明其诡计，曹操只好明说：“祢衡辱吾太甚，故借刘表手杀之，何必再问。”(第23回)曹操知道祢衡是敢于直言的士人，自己动手消灭他，会失去天下士人之心，所以便施借刀杀人的诡计。果然祢衡很快就人头落地，难怪鲁迅要说“法术极利害，极致命”。鲁迅当年称法术为明术，今天我们则改称为阴谋。权术中的阴谋利害阴谋也利害，两者却可以置人于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