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深一层的原因,则是张飞比关羽更具备民间色彩和市井气息,更接近草根阶层心目中的平民英雄。如果根据这两人自身的气质对他们进行一下身份的定位,那么关羽无疑就是儒,张飞则更接近于侠。当然,并不是后世武侠小说中的侠,他不是梁羽生笔下张丹枫、金世遗般风流倜傥的书生剑客,也不是 笔下郭靖、萧峰般忧国忧民的绿林豪杰,更不是古龙笔下陆小凤、李寻欢般离经叛道的落拓浪子。那些人物举手投足都经过作者精心的雕琢和刻意的推敲,他们都太精致了,精致得像一块块玉璧,即使是最粗犷的萧峰,也同样无法完全摆脱这种切磋琢磨。
张飞却不同,他并不是罗贯中一个人凭空塑造出来的,早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民间无数百姓的口耳相传便大体塑成了他的形象,罗贯中本人所作的,不过是将这块顽石般的璞玉凿出几缕华彩。所以张飞始终是原生态的侠,糙砺、质朴,狂野、粗暴,甚至还有些凶悍暴戾,如同春秋战国的那些死士,如同唐传奇的虬髯客,如同《水浒传》的鲁智深,从头到脚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芒:他来自慷慨悲歌的燕赵之地;他曾是个大隐隐于市的屠户;他嗜酒如命甚至屡屡因醉酒误事;他口口声声自称“俺”;他开口要么大吼要么大笑要么大哭……他没有“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的俊朗外表,却同样有着“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的豪爽;他未必有“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武功,却同样有着“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气魄。他才真正如司马迁所说,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道之所在,虽万千人吾往矣。他疾恶如仇,毫不姑息黑恶势力,挺身而出痛打鱼肉乡里的督邮(尽管正史上这是刘备的杰作);
义之所当,千金散尽不复悔。他仗义疏财,毫不迟疑花掉所有家资襄助刘备招兵买马,自己却甘愿屈居刘备、关羽之下;
情之所钟,世俗礼法尽粪土。他至情至性,与刘备、关羽的手足情深自不必说,他甚至还可以是算个情种,毫不在乎魏、蜀之间的敌对关系,硬是娶了夏侯家的一位女子;
兴之所至,与君对饮三百杯。他更是胸怀坦荡,只因刘备一席话便一辈子死心塌地跟着他干革命,只因严颜一句“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便与其化敌为友,只因亲眼见识了卧龙、凤雏的才华便立刻对他们改容相敬;
……
儒生与侠客,历史上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两种人。尽管韩非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本人对它们都是否定的,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二者仍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社会发展。它们分处古代社会结构的两极,儒属于统治阶级,侠属于底层劳动人民,一个居庙堂之高,一个处江湖之远,彼此似乎并无太多关联,但它们的社会功能,它们的精神信仰,其实是相通的,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追求的都是“义”,无论是正义、道义还是侠义。所以,虽然关羽被视为忠义的化身,但那个“义”字,张飞其实也应该有一份,张益德,是张翼德,也应该是张义德。这,便是民间百姓喜爱张飞的第三层,也是最深层次的原因。
于是,当回过头来再看张飞的勇猛时,我们便可以发现他与李逵、程咬金、孟良等旧小说里那些猛将的区别。比起他们,张飞多了一股独有的气势,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气势,这不是一时头脑发热的盲目蛮勇,而更像是孟子所谓的那种浩然之气。这“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一往无前,关羽做得到,但孤傲的他却从没有那样张扬过;赵云其实已经做到了,但内敛的他性格中却偏偏缺乏这样一种舍我其谁的气魄,于是这种浩然之气,只属于张飞。尽管单纯看武功,吕布确实在他之上,五虎上将的其他四人,还有曹操手下的恶来、虎痴,也应该和他在伯仲之间,但如果单论起那种气势,却没有一个人能及得上他,没有一个人。
当董卓为刘关张所救,却因他们是“白身”而傲慢无礼时,张飞会第一个为他的忘恩负义而大怒——这是英雄好汉对势利小人的愤慨;
当督邮索要贿赂不成,反过来诬陷刘备时,张飞会毫不犹豫地揪住他一顿暴打——这是清白自守者对贪官污吏的惩罚;
当虎牢关前威风八面的吕布打得十八路诸侯人人心惊胆战时,只有张飞一个人挺身而出,大喝“三姓家奴休走!燕人张飞在此!”——这是人格高尚者对见利忘义者的蔑视。
而长坂桥之战,更是这浩然之气的极致。那是何其不可思议的一幕,我曾一遍又一遍地想象当时的情形,却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嘲笑自己:那样的场面,又怎么是语言能够形容得出来的?
那是怎样一幅画面?那是怎样一个人?那是怎样一种气势?
……黄昏中,一人,一骑,一矛,通体上下一团黝黑,在血红的残阳下凝固成一尊岿然不动的铁塔,凛凛伫立在桥头,独自面对着敌人的千军万马。
——“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一声霹雳般的怒吼,惊雷样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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