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只有一个诸葛亮，本欲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结果没想到却成了千古一相，流芳百世。历史上也只有一个刘备，能卑躬屈膝，三顾“山村野夫”于茅庐之中，成就一段君臣鱼水情。可是在三国这段令人激情澎湃、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历史之中，并没有太多的“诸葛亮式”人才，他们或因沽名钓誉终于被历史所淘汰，或因性情古怪而无所作为，又或因“忠臣不事二主”而提前退场。总之，能与这些隐士才堪匹配者并不足贵，这些人大多有经世之才，并有报国之志，但却因遇不到“刘玄德”这样的主公，亦或者终身不愿出山，甘为农夫，最终成为了一代“名隐”。

　　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使读书人吓破了胆识，也让他们对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丧失了最后的信心。董卓入京之后，许多读书人弃官归乡，有年少者索性不再过问世俗之事。一时之间，归隐成风。

　　在这样的背景下，衍生出一大堆的三国“隐士”。笔者今日略谈其中四人，而在这四人之中，最出名的要算是大名鼎鼎的荆襄名士水镜先生司马徽。

　　司马徽，字德操，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人，庞德公送他雅号水镜先生。因别人向他推荐名士时，他总是说“好、好、好”，故而又被称作“好好先生”。相传刘备入荆州时曾聘请司马徽为官，但司马徽并没有应允，反而向刘备推荐“卧龙”、“凤雏”二人。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荆州时征聘司马德操，而令人惋惜的是，此时司马徽先生却已因病逝世。虽然司马徽才华横溢，但是其才华始终未得施展，一生湮没不彰。不过，经司马徽教授的学生之中却有许多不凡人物，诸如向朗、刘廙、李仁、尹默等人。

　　还有一人名叫庞德公，也是荆州名士。时任荆州刺史的刘表邀请他出山做官，可是他坚辞不受，刘表只好登门造访。刘表说：“一个人不做官，只能保全自己，而不能保全天下。”庞德公却说：“有一种叫鸿鹄的鸟，筑巢于高林之上，使其暮而得所栖；有一种叫鼋龟的动物穴于深渊之下，使其夕而所得宿。人们的趋舍行止也是人的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可是面对庞德公的断然拒绝，刘表依旧不屈不挠的问：“先生您辛苦的在田间劳作却不肯担任官职，那么等你百年之后又能将什么留给子孙呢？”庞德公接着回答说：“当官之人只会把危险留给子孙，我把勤劳、善良的品质和安贫乐道的心态留给自己的子孙。这样只是所留下的东西不同而已，却不能说我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呀！”刘表见难改其志，只好叹息而去。虽然，庞德公作为隐士始终不愿出山，但是他的儿子却娶了诸葛亮的二姐，他的侄子更是大名鼎鼎的庞统，而这位英才则是庞德公一手培养并推崇之至的。虽说后人并未能见识到庞德公的才华，但是从诸葛亮和庞统之才中必然能看出几分德公遗风来，也算是对这位大隐的最好的见证。

　　胡昭，字孔明，颍川（治今河南禹州）人。他比诸葛亮年长二十岁，以八十九岁高龄得到善终。胡昭常年隐居深山之中，终生不仕。但他手下却出了一位闻名于世的弟子，他就是遗臭万年的野心家司马懿。司马懿的长子名“师”，次子名“昭”，便是寓意师从胡昭之意。

　　管宁，字幼安，北海郡朱虚（今山东省临朐）人，是三国时代著名的隐士。平原人华歆慕管宁之名，千里来访，二人一见如故，成为好友。有一次，二人一起“锄园得金”，管宁视之如瓦砾，弃于一旁。还有一次，二人“同席读书”，有位达官显贵坐着豪华的轿子从外面路过，他置若罔闻，依旧专心致志地读书，而华歆却面露羡慕之色，跑出去观看。华歆回来后，管宁把席割开，与华歆分开坐，并说“子非吾友也。”此即传为佳话的“割席断交”、“锄园得金”。

　　三国时代因为时局之动荡导致的群体性“隐居”，既有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还有大隐隐于朝。司马徽、庞德公就是著名的“小隐”。而刘巴、阮籍却是隐居于朝的“大隐”。不过，这些人之中大多热衷政治、喜欢高谈阔论，而那些世外隐士自然在史书上籍籍无名，那么这些不隐之“大隐”自然也就成了众星捧月的对象。在这之中，具有表率性的庞德公、司马徽、管宁、胡昭等人自然也就成了“三顾茅庐”请不出山的三国“大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