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宁，字幼安，北海朱虚（今山东临朐东南）人，是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的后代。管宁于东汉末避世乱于辽东三十多年，后还乡入魏，朝廷屡次征之入仕而不就，以布衣身份终老。华歆，字子鱼，平原高唐（今山东禹城西南）人，东汉末年桓帝时候曾经入仕尚书令，入魏后官至太尉，为官有清誉传世。

　　《世说新语》中，关于管宁和华歆的直接记载一共有五条，其中四条位置在《德行》门，一条在《方正》门。根据《世说新语》的编排体系，显然这两个人的言行是被当作了士人的典范，并以如此尊崇的安排表示了对他们言行的景仰。不过按照这五条的内容，准确点说，直接提到管宁的记载只有一条，其他的四条记载，从本文的写作角度来说，只是关于华歆的故事。但是这两个人是如此的亲密，生活道路、人生准则又是如此的迥异，又有着一个非常著名的共同的故事，所以有必要放在一起来品鉴思量一番。

　　先说他们共同的故事：

　　《世说新语》中《德行》一门记载：“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这里有两个故事，记载了他们的两个生活细节：一、管宁和华歆一起锄菜园子，掘出了一块金子，管宁如同没见到一样，照常干活；华歆将金子拿到手里看了看，然后扔掉了。二、管宁和华歆一起同席读书，门外边有官员的仪仗喧哗而来，管宁听而不闻照样念书，华歆则放下书跑出去看热闹去了。等华歆回来，管宁已经将坐席割开，表示志趣不同，要和华歆分座。

　　这个故事流传得实在是太广了，以至于“割席断交”成了一个成语，后世常被用来表示自己的高洁不愿意同流合污。金块代表的是世人梦寐以求的财富，官员的豪华仪仗代表的是世人无限向往的尊贵。但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富和贵都和所谓的“清名”成了矛盾，正因为大多数世俗的人追求富贵，所以少数士族读书人的特立独行才有着“世人皆浊我独清”的傲立于世的姿态，仿佛这是一种时尚一种无上的光荣。后人读这个故事，大多在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一种道德评判，即管宁是清高的，华歆是世俗的；管宁相对来说是正面的人物值得学习，华歆相对来说是反面人物，要接受世俗的唾弃与不屑。

　　认真再读一下这个故事，发现那个故事其实漏洞很多。管宁见了金子“挥锄与瓦石不异”，也许他本来就高度近视没看到呢？华歆拿起来，知道自己手里拣到了金子，但是随手抛弃，这不更能说明他根本不在意金子吗？华歆之出去看热闹，其实只能说明他读书注意力不集中这一点，怎么就能够上升到人生志趣评判上呢？即使这些问题实际上都不存在，一个人的一生所做的事情那么多，单凭这两点并非人生关键的小事情，怎么就能够将人的高下清浊都给定了性了呢？还有，史载，管宁、华歆和同是山东老乡的另一个才子炳原，他们都是好朋友，号称是一条龙，华歆是龙头，管宁是龙腹，炳原为龙尾。既然是朋友，当然关系要非比寻常，怎么就能够因为朋友出去看了一下外边的热闹，就轻易将交情“喀嚓”割断了呢？如此轻率脆弱的友情不要也罢，何必还要担待呢？

　　很多时候，写文章的人尤其是写历史文章的人因了语言的特权，会给读者乃至后世人留下一个带有明显个人色彩的结论。他没去褒谁，也似乎没去贬谁，但是总是能够给人以深刻的暗示。从个人生活态度的角度来说，任何人的任何选择都有各自的道理，甚至能够实现自己的选择，也体现了时政对人权的充分尊重。但是从社会人的角度来说，知识分子本身站在充分领略人类文明结晶的优先角度，却不能够为社会作出相对称的贡献，似乎是非常自私的行为。今天读管宁和华歆的故事，不由得为那个妇孺皆知的“断席”故事中所蕴涵的道德标准评价所不解：华歆做错了什么？

　　管宁一生不曾进仕，晚年有机会也坚决不干。《资治通鉴》第七十卷记载，明帝“徵宁为光禄大夫，敕青州给安车吏从，以礼发遣，宁复不至。”，意思是管宁辽东避难南归后，魏明帝赐管宁为光禄大夫，给了他仪仗车马侍从，可是他就是不去接受。后人称他为一代“高士”。据说管宁故乡的人们为怀念他，褒扬他的高风亮节，特建管宁祠，筑管宁冢，邻近5村无不以“管公”名村。这个人也够倔脾气的，无论如何是一直尊照着自己的心意在生活。相对而言华歆的仕途一生都比较顺利：汉灵帝时举孝廉，任郎中，后称病辞官。后何进征召为尚书郎。官渡之战时，曹操“表天子征歆”，任为议郎，参司空军事，入为尚书，转侍中，代替荀彧为尚书令。曹操征讨孙权，“表歆为军师”。后任御史大夫。曹丕即王位后，拜相国，封安乐乡侯。后改任司徒。明帝即位，晋封博平侯。卒谥敬侯。这是个一朝重臣，为曹魏立下了赫赫功劳，且惠政不断，《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他“清纯德素”。华歆实现了生平抱负，也是按着自己的心意生活的人。华歆如此功名累世之人，当有一番大才般配。《世说新语》里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明这个人非常有见识：华歆和王朗一起乘船避难，有人想依附他们的船，华歆起先不同意，但是王朗同意了，那人就上了船。后来情势危急，王朗后悔了，要赶那人下船，这时候华歆说：“当初他上的时候我就考虑到了这个情况，但是现在既然叫他来了，怎么能够危急的时候就丢下不管呢？”就一直带着那个人逃难直到脱险。（见《德行》之3、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时人对他的评价也非常高，史载华歆当初受曹操征召将行，“宾客旧人送之者千余人，赠遗数百金”。华歆推辞不过，就暗暗在礼品上做上记号，事后一一送还。魏文帝时，华歆官拜相国，但“歆素清贫，禄赐以振施亲戚故人，家无担石之储”。可见华歆的名声确实是非常大的。

　　由对这个故事的反思，突然想倒，读书人读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自娱还是学以致用治国平天下？管宁的饱读诗书后明白了世情从而选择全身远祸，与华歆的将满腹经纶用于经天纬地施民以惠政，究竟孰浊孰清？魏晋的士人知识分子固然是以清高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的，但是统治阶层的几乎所有构成，不都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吗？就连今人所看到的史书本身，不也体现了这一点吗？历史是谁写的？历史是知识分子写的，是有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写的。历史是写什么的？写人的作为，更多的是历代知识分子的社会作为。华歆是一个有非常大的社会作为的人，后世声誉却一直因为了“割席”的荒唐，而位置屈从于对社会没什么作为的管宁下方，这是写史的人或有意或无意犯下的错误，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也是读史不假思索的人所应该出汗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