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前线，葬于汉中定军山。诸葛亮刚死，蜀国治下的许多地方便纷纷上书请求为诸葛亮建立祀庙。据习凿齿《襄阳记》的记载来看，尽管蜀汉朝廷碍于礼制暂时不能为诸葛亮建祀立庙，但民间却利用岁时节令，在田间陌上祭祀诸葛丞相。[1]这种情形在当时蜀国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也出现了，《三国志·蜀书》称为“戎夷野祀”；而蜀都居民也在大街小巷举行祭拜，称为“百姓巷祀”。据《砚北杂志》记载，汉中之民，每年春月，也要男男女女一路哭着去诸葛亮墓上祭奠，“其哭甚哀”。[2]这足以说明在诸葛亮治理过的西南及汉中人民心目中，他享有十分崇高的地位。

　　蜀汉景耀六年(公元263年)春，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人上表说：

　　臣闻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诸葛)亮德范遐迩，勋盖季氏，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蒸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尽顺民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所亲属以时赐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崇正礼。

　　这篇表文层次分明，说得既委婉又入情入理。蜀后主刘禅无话可说，于是下诏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4]。到了景耀六年的秋天，魏镇西将军钟会统兵征蜀，“至汉川，祭亮之庙”[5]，可见这座祀庙此时已经建成。

　　蜀亡以后，诸葛亮的名声反而更大。晋王司马昭在灭蜀后，立即就叫陈勰学习诸葛亮兵法。后来做了皇帝的晋武帝司马炎还亲自向蜀汉降臣樊建请教诸葛亮治国之方，听讲后还感叹“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6]其实，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早就称赞诸葛亮为“天下奇才”[7]了。晋代开国的司马氏祖孙对诸葛亮的推崇，给后世尊崇诸葛亮开了先河。

　　晋代张辅曾著文对诸葛亮和乐毅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乐毅不及诸葛亮，并说：“余以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矣。”[8]《晋书》把陶侃比之于诸葛亮，说他“忠顺勤劳似孔明”[9]。

　　唐代，励精图治的唐太宗曾多次向臣下称道诸葛亮治国的忠勤，他一再向臣下说：昔年蜀汉后主“昏弱”是事实，“然国称治者”是因任用了诸葛亮的关系。[10]唐太宗这么说，不光是为了激励臣下学习诸葛亮的忠勤，同时也是勉励他自己要杜谗任贤。唐太宗称诸葛亮为“贤相”，赞他为政“至公”。他在举出诸葛亮当年处罚了廖立、李严，

而廖立、李严得知诸葛亮死讯“皆悲泣”这件史实之后，叹息说：“非至公能如是乎!”[11]唐太宗认为诸葛亮治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12]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此。他要房玄龄、杜如晦这班大臣效法诸葛亮“公平”治国：“卿等岂可不企慕及之”[13]，足见唐代这位创业之主对诸葛亮的推崇。 　　在唐太宗的倡导和影响下，整个唐代自上而下莫不对诸葛亮赞颂备至。其最具代表性者，当数诗圣杜甫之诗和名相裴度之文。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五对诸葛亮给予了极高的尊崇，起首即为“诸葛大名垂宇宙”句，异峰突起振人心魄。其七律《蜀相》一联“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写得更是荡气回肠，“凡读他此篇的，无不流涕”(周汝昌语)。裴度则在碑文中从“事君之节”、“开国之才”、“立身之道”、“治人之术”四个方面，高度评价了诸葛亮半生操劳的治绩，说他“权倾一国，声震八竑而上下无异词，始终无愧色”。[14]唐人对诸葛亮的认识，颇注重实际。诗仙李白在读了《诸葛武侯传》后也曾写诗称道说：“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15]孙樵在《刻裴晋公武侯碑阴》中亦记载说：“武侯死殆五百载，迄今梁、汉人民，歌道遗烈，庙而祭者如在，其爱于民如此。”[16]足见当时的人民群众对诸葛亮的尊崇态度。

　　宋代，政治家王安石有感于诸葛亮百折不挠的信心和勇气，在题为《诸葛武侯》的诗中写下了像“崎岖巴汉间，屡以弱攻强。晖晖若长庚，孤出照一方”这样热情的诗句，来赞扬诸葛亮以弱攻强的进取精神。思想家朱熹竟至说：“论三代而下，以义为之，只有一个诸葛孔明。”[17]

　　明代，著名学者杨升庵在游览武侯祠时，曾在壁间题诗云：

　　剑江春水绿沄沄，五丈原头日又曛。

　　旧业未能归后主，大星先已落前军。

　　南阳祠宇空秋草，西蜀关山隔暮云。

　　正统不惭传万古，莫将成败论三分。

　　从晋代开始，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在给诸葛亮升官晋爵，赐庙加号：晋封武兴王；唐封武灵王，并赐庙；宋赐“英惠庙”，加号“仁济”；元代更追封为“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至明初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朱元璋钦定“帝王庙”，选从祀名臣三十七人，“忠武侯与焉”[18]。

　　到了清代，朝廷不但下令将许多纪念诸葛亮的胜迹古祠加以整修建新，供人瞻拜；而且每年春秋祭祀孔庙，还以诸葛亮从祀。康熙皇帝赞叹地说：“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19]乾隆皇帝还亲自撰文《蜀汉兴亡论》，大发议论，提出“人君之用贤与不用贤，关系国家存亡”[20]，对诸葛亮推崇备至。

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倡导，一般封建士大夫更是争相编纂文集，以诸葛亮为题著书立说，一时成为风气。 　　客观而言，诸葛亮受到后人景仰的情况，不是这篇小小的文章所能表述的。三国以后，谈论诸葛亮者是那样普遍，说三国言必称诸葛，好似谈春秋言必称孔夫子一样，以至宋儒也将诸葛亮请进孔庙去，视他为儒家典范，和孔子及其弟子等一起供奉。而从宋代开始，民间演说三国，再经元代杂剧的加工创造，特别是到明代《三国演义》问世以后，诸葛亮其人，几乎达到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地步。

　　历代称颂诸葛亮的大量诗文，除了和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具体活动有关外，更多的是和他留给后世的遗踪胜迹联系在一起的。其中许多碑碣匾联又保存在历代就他的踪迹而兴建的祠庙中。诸葛亮生前封过武乡侯，死后又谥忠武侯；后来纪念他的祠庙，尽管在史籍和一些地方志上名称不尽相同，但一般都习惯叫做武侯祠。

　　至于历史上究竟有过多少武侯祠，已无法统计。据地方志记载，仅四川(含重庆)就有40座，成都有10座，云南有34座；贵州16个县中就有18座。[21]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陕西勉县武侯祠(全国最早建立者)、湖北襄阳隆中武侯祠、河南南阳武侯祠、重庆奉节白帝城武侯祠以及成都武侯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