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中国历代版图，可以看到凉州是自西汉武帝之后才划入领土的，而后来历代只要不是强大的汉族王朝，这个狭长的河西走廊，就一定是胡人独立的割据政权（如：五胡的五个“凉”国，两宋时代的“西夏”）。汉武帝之前，河西走廊本是月支人所居，而被匈奴逐往中亚印度，之后就是卫青，霍去病从匈奴手中夺取这块并不适合汉人耕稼居住的草原地区，建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而合成凉州，以及东汉以来匈奴衰落后，所留传的丧失祁连山草原家乡的悲歌。 

但这个地区的居住人民，实际仍以羌，氐，匈奴为主，汉帝国只是派驻边区武力，日久之后，这些武力生活方式必然要当地化即胡化，再下去就是有一部分兵源也当地化（反而作战力更强），而最后是边防武力的全盘胡化。

这个蜕化演变方式，与同一时代欧洲西罗马帝国对于边塞日耳曼蛮族的募兵，后来在罗

马帝国对于边塞斯拉夫蛮族的募兵，中世纪阿拉伯帝国对于边塞蛮族土耳其的募兵，以及唐朝的安禄山，明朝的建州（女真族）.都是相同类似模式，也都同样因此被蛮族渗入而覆亡。

这个属于世界史的模式轨迹，再进一步探索。可以提出两点新论。

第一，五胡乱华不必等到公元308年的永嘉之祸汉化匈奴人刘渊，刘聪父子，在这之前一个多世纪的东汉末胡化的凉州兵团为祸关洛，就可视为五胡乱华的前驱。

第二，汉胡文化的对立，冲突，融合问题，在文化的高低与武力的强弱之外，应该有一个历史发展相对论的看法，例如：五世纪末北魏文帝的全盘汉化政策之前三个世纪，已有董卓到马超这些东汉凉州兵团的胡化。

而公元189年胡化羌化的董卓开始的凉州兵团肆虐关洛三十年，并摧毁东汉帝国，也可视为过去百余年东汉长期军事镇压羌族以来，一个历史反讽的回光倒影。

在汉族稼穑帝国本身的优秀进步文化方面，董卓入洛阳之前十四年（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是大儒蔡邕等建立《熹平石第》于太学门外，这样的儒家官学盛事，以及之前六年党锢之祸大杀李应与太学生等300人——汉族儒家文化成熟而同时腐烂。

西汉武帝夺匈奴河西走廊建立凉州军事四郡之前二十年，在他登基之初的公元前140年（中国皇帝有年号的开始），即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百多年后的东汉盛世，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召开白虎观会议钦定五经正义，再由大儒班固编定《白虎通义》，使儒家思想达到首次成熟的颠峰，之后不到一百年而有《熹平石经》的建立。而这最后一个世纪的历史演变，一方面是东汉历任护羌校尉在羌族区不时地斩首万余人，或丧师三千人的长期消耗；另一方面则是儒家思想初度烂熟，所熏陶出的士大夫矫激之气，演变出东汉末期的名士空谈误国与化身为割据军阀。这两个方面共同蚀朽了中国历史上最重儒术的东汉帝国，最后造就了羌化的凉州兵团在关洛精华地区摧残中华文化的大浩劫。

历史的讽刺是:羌胡化而残暴嗜血的董卓,竟然知道尊贤而重用蔡邕,却因此使这位东汉的末代大儒受其株连而死于王允之手.于是两汉三百年儒学中断而沉沦。董卓伏诛后十五年，曹操征乌桓而接回了去国十二年的蔡邕之女蔡文姬.她在李傕（音“决”）,郭汜大洗劫关洛中华文化之后,凭记忆文章来续三坟五典,两汉风华至此凋零殆尽.

而当初召董卓入京助其夺取权力的大将军何进，后来留下一个被曹操（因娶何进之女）。

收养的孙子何晏。这位在《三国志魏书》有传的“思想家”，把凋零沉沦的儒学，往老庄避世思想方向引导，开魏晋六朝清谈无为颓风之先河，引进了后来五胡乱华的中国历史黑暗时期。

三国史实并不像《演义》说的“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那样浪漫轻松自在，而是羌，氐，匈奴的家园血泪史与辉煌灿烂的汉文化的浩劫史，是这几个民族丧魂落魄的沧桑，是中华发源地河洛关中的无尽悲凉，以及曹操，刘备这些劳碌的战略家们力挽狂澜的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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