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末三国时期的众多人物中，历史贡献最大，同时又是历代评价争议最多、分歧最大的，首推曹操。而在《三国演义》塑造的众多艺术形象中，内涵最复杂，并一再引起争议的，也是曹操。

　　历史上的曹操（155—220），是东汉末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出身豪门，其父曹嵩官至太尉；年轻时便机警而有权术，被当时名气很大的人物评论家许劭评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在镇压黄巾军中，他初露头角，历任骑都尉、济南相、典军校尉；在天下大乱时，他更是大显身手，由东郡太守升格为兖州牧，成为占据一州的诸侯（东汉全国共十三州）。建安元年（196），他接受荀彧建议，迎汉献帝至许都，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占据主动，先后翦灭吕布、袁术、袁绍等割据势力，逐步统一了北方。建安十三年（208）秋，他率军南下，不战而得荆州；但在赤壁之战中被孙权、刘备联军打败，统一全国的计划受阻。此后，他一面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一面强化对朝政的控制，为其子曹丕代汉奠定了基础。他精通兵法，是汉末最富谋略的军事统帅。他又是卓有成就的诗人，其诗气势沉雄，慷慨悲壮。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象他那样的全才式的杰出人物，真是罕有其匹。对于汉末形势的发展和三国鼎立的形成，他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于这些方面，历来研究甚多；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对历史人物曹操的历史功绩、历史地位，学术界大致已有共识，这里不作更多的论析。

　　然而，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曹操又是一个极端自私、残忍狡诈、反复无常的角色，性格十分复杂。对于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人物，人们应当肯定其历史功绩，也有权批判其恶德劣行。

　　附带说明一点：曹操卒于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九个月后，其子曹丕代汉，建立曹魏政权，正式开启三国时期（220－280）。因此，严格说来，曹操不算三国人物（类似情况，还包括关羽、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表、吕布等人们熟知的人物）。

　　为“奸臣”的议论占了优势，但对曹操持褒的态度，或褒贬兼施者仍代有其人。元代元好问在脍炙人口的《论诗绝句》中写道：“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明代张溥指出：“周公所谓多材多艺，孟德诚有之。”“汉末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吕布，孟德实兼其长。”“《述志》一令，似乎欺人，未尝不抽序心腹，慨当以慷也。”〔2〕清代陈祚明写道：“孟德天分甚高，因缘所至，成此功业。”〔3〕晚清黄摩西更是认为：“魏武雄才大略，草创英雄中，亦当占上座；虽好用权谋，然从古英雄，岂有全不用权谋而成事者？”这些都是褒奖之语。由此可见，郭沫若所说的曹操从宋代以后才被贬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既然历史上对曹操一直是有褒有贬，也就是说并没有给他定下一个什么“案”，又怎么谈得上“为曹操翻案”呢？　　其次，历史上对于曹操的贬斥是否都是诬蔑不实之词？这也要作具体分析。指责曹操是“奸臣”、“篡逆”，确实是封建正统观念的词句，应当予以否定。但是，人们对他指责更多的奸诈和残忍，在陈寿《三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范晔《后汉书》等历史著作中则有大量记载。这些记载可能有不准确之处，但应该说是“基本属实”。这也毫不奇怪，因为曹操毕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残忍狡诈、极端自私、反复无常、背信弃义，本来就是这个阶级的特征，只不过这些特征在曹操身上表现得更为充分、更为突出罢了。作为军阀混战中的佼佼者，曹操的每一项功业，都要让人民付出沉重的代价。难道人们指出他的酷虐行为，能说成是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吗？这个“案”又怎么能“翻”呢？

　　在文艺作品(特别是以三国历史为题材的戏剧)中，曹操确实主要是以反面人物形象出现的。但是，对此也不能简单地提成“翻案”问题。

　　众所周知，历史科学和历史小说历史戏剧是既有紧密联系而又性质各别的。前者是要准确地叙述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后者则是要真实地再现无限丰富生动的历史生活，表现特定时代的本质真实；前者要准确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后者则要塑造各种历史人物的典型形象；前者主要借助于逻辑思维，需要的是冷静地分析历史材料，客观地加以叙述，后者则主要通过形象思维，总是融合着作者的满腔激情和主观色彩。历史科学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一般是不考虑伦理道德的，它主要是从纵的方面来衡定其功过，看他(或她)对整个历史进程起的是促进还是促退的作用。然而历史人物一进入文学艺术领域，则不能不接受对他(或她)个人品质的道德评价，而且文艺一般要求截取一个横断面来进行描绘。历史学与文艺相比，前者强调的是功与过，而后者强调的是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统一。因此，历史小说历史戏剧的作者，总是根据自己的思想倾向、审美理想、生活体验等，对于历史事实加以选择弃取，而不会满足于照相式地简单地复述历史事实；并且在创作过程中，还常常借助于虚构和夸张，只要这种虚构和夸张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能发生的。这就是说，艺术真实要以历史真实为基础，但二者又不能等量齐观。郭沫若本人也曾经指出：“写历史剧并不是写历史，这种初步的原则，是用不着阐述的。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4〕所以，不能要求历史小说历史戏剧中的每一个情节在历史上都实有其事，不能用对历史人物的全面评价来衡量小说戏剧中的艺术形象，也不能因为小说戏剧中的人物形象只反映了某个历史人物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侧面而提出“翻案”的要求。对于传统小说戏剧来说，尤其是这样。元代睢景臣的套曲《高祖还乡》，着重描写了汉高祖刘邦功成还乡时志得意满之态，揭露了他年轻时的无赖行径，而对于他在推翻暴秦以后重新统一天下的赫赫功绩则未加表现。难道我们可以说，《高祖还乡》没有反映出历史人物刘邦的某些本质特征吗？难道可以因为它没有全面评价刘邦的历史作用而予以否定，进而提出为刘邦“翻案”吗？当然不能！　　让我们再以郭沫若自己的历史剧创作为例吧。在他的历史剧代表作《屈原》中，张仪被写成奸险狡诈的阴谋家，宋玉被写成卖师求荣的无耻文人，郑詹尹被写成放毒杀人的凶手。这既缺乏充足的史实根据，更不符合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全面评价。特别是张仪，连郭沫若本人也说：“写张仪多半是根据《史记·张仪列传》及《战国策》，把他写得相当坏，这是没有办法的。在本剧中他最吃亏，为了祀屈原，自不得不把他来做牺牲品。假使是站在史学家的立场来说话的时候，张仪对于中国的统一倒是有功劳的人。”〔5〕请问，我们是不是需要大声疾呼为张仪、宋玉、郑詹尹“翻案”呢？在郭沫若的另一历史剧《高渐离》中，秦始皇被写成暴君。秦始皇的残暴确是事实，但他扫平六国，统一天下，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对我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显然是功大于过。那么，是不是因此就要否定剧本《高渐离》而为秦始皇“翻案”呢？由此可见，将文艺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的性格和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简单地混淆起来进行“翻案”，往往是行不通的，有时甚至是荒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