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髦话音刚落，反对之声便纷纷而起，都劝告曹髦放弃，忍气吞声。当时朝中大臣多数是拥护司马昭的，毕竟司马昭集团的势力不是曹髦所能比拟的。曹髦也算是一血性汉子，可惜时不他待，当时他的势力太过弱小，他不听众臣的劝告，会后便带了百余亲兵，披甲戴盔，浩浩荡荡往司马昭家杀去了。孰料，早有人向司马昭通风报信，司马昭派了一支精兵在半路把曹髦给截杀了。

　　司马昭杀曹髦后，立曹奂为帝，即魏元帝，曹奂只是一个傀儡，此时的天下已经真正属于司马家族了。公元265年，司马昭中风死后，司马家族又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走到了台前，这就是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司马炎继承王位，并逼曹奂下台，正式建立西晋，号晋武帝，成了晋国的开国君主，建都洛阳，同时追尊司马昭为文皇帝，追尊司马懿为宣皇帝。

　　司马炎创立晋国，被后人理解为顺理成章的事，他的功绩完全建立在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三代人的基础上，一路走来水到渠成。后人也普遍认为司马炎并无杰出才能，只能说命好，投对了胎。

　　司马炎登基后，国家已经趋于稳定，不再有大的动乱，于是司马炎天真地认为江山从此就巩固了，便撤销边防军事，一心致力改善农田制，可他的天真幼稚最终给他带来了恶果，出现了史上有名的“八王之乱”。

　　从司马懿到司马炎，中国政治的变化，对于这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来说，同样也有深深的影响，比如司马昭时期，由于高度的政治压迫，连续的文字狱，使当时的中国士人们，已经不敢再去轻易地谈政治，即使是歌功颂德，有时候也容易“马屁拍在马腿上”，因此这时期的中国文学，更多的是以田园诗的兴起等借物寓情的方式为主流。建安文学的豪迈大气，瑰丽动人，到这时期基本上荡然无存。高度的政治压迫，使士人们的政治热情大大泯灭，关注的主流，早已经转向了哲学、思想、鬼神等方面，大量这方面内容的作品日益流行了起来。而到了司马炎当政时期，虽然一定程度上放松了政治高压，但是这时期魏晋文学的消极趋势，已经不可避免，外加天下统一，经济日益繁荣，士人集团地位的日益提高，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兴趣，也转向了逃避现实，及时行乐。司马炎的宽松，反而让高度政治压迫积累的士风流毒，在他当政时期迅速地发酵。我们今天虽然津津乐道魏晋风度，但是毫不夸张地说，魏晋时代，是中国知识分子士风最萎靡的时代，敢于为国家担当责任的知识阶层越来越少，一个没有人敢于担当责任的国家，自然最终也变成一个不负责任的国家。魏晋灭亡于“五胡乱华”的结局，在这里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而说到西晋灭亡的导火索“八王之乱”，更与司马家族，尤其是司马炎的统治政策分不开，司马炎采取的是优礼世家大族，尤其是豪门知识分子的政策，寒门知识分子与豪门知识分子在待遇上的落差日益增大，人比人气死人的结果，就是诸多寒门知识分子选择了另外一条出路：投身于许多王室的门下。在当时西晋的各路王爷中，身边都有不少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幕僚，这些人提起西晋的世家大族，几乎个个咬牙切齿，在司马炎死后，由于即位的晋惠帝是个出名的白痴，给了王爷们叛乱的机会，其中起到推波助澜的，就是那些被日益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们。司马炎统治政策造成的士族与寒门知识分子的对立，成为了西晋灭亡的另一大重要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