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链形结构及其构成环节自然和谐的组合状态，是《三国演义》在整体结构上的独特之处。但是，只要我们对其整体结构各构成部分略作一分比较，将会发现，在整一与和谐之中却明显地存在着非对等现象，《三国演义》所取用的事件，各个大的段落乃至环节与环节、章回与章回之间，魏、蜀、吴三国以至于三国的主要人物之间，虽未标明主次，但主次、轻重之分却是十分显然的。

　　由于《三国演义》表现内容的限制，其非对等现象首先表现在不同性质事件的构成比例上。《三国演义》所述之事大都是战事和围绕着战事展开的斗智斗勇，而谈天论道、歌舞宴乐、嫁娶婚丧、友事往来等事件的取舍则取决于它与战事是否有关，有辄取，无则去。稍稍留意一下就可发现，《三国演义》描述的战事和围绕着战事展开的斗智斗勇在全部事件中占绝对优势，而其它事件只是作为陪衬和某种艺术需要而出现。这种情况在我国古典长篇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其它小说不能比，《东周列国志》那样专门述战国纷争的历史小说亦不能比。

　　《三国演义》整体结构的对等性主要地表现在三国人物、事件的比例安排上。《三国演义》主要是排比陈寿《三国志》，但它却一反陈志以魏为主，吴、蜀次之的方针，变而以刘蜀为主，使刘蜀的人物、事件都占主导地位。《三国演义》开篇伊始便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把未来的刘蜀政权的三个重要人物先介绍出来，以此为始在序曲部分安排了刘、关、张斩黄巾、鞭督邮、战吕布、救孔融、领徐州、守小沛以及许田打围、青梅煮酒诸事，并集中笔墨在第二十四至二十八回和第三十四至四十一回写了刘备及麾下的几个主要人物，让诸葛亮、赵云先出场表演一番。自赤壁之战而下至五丈原，《三国演义》的主要情节和大部分事件都是以刘蜀的几个重要人物为主导，围绕着刘蜀政权的兴衰来安排。相比之下，魏、吴两条线索以及围绕着它们的情节和事件就退而为次，所占的比例也远不及刘蜀。三条线索贯穿的事件明显地不均衡，这就造成了其艺术结构的非对等性。就比例的大小而论，《三国志》中的三国顺序是魏、吴、蜀，而在《三国演义》中却是蜀、魏、吴。这与《三国志平话》是一致的。《三国演义》成书远在《三国志平话》之后，其史料依据《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但其艺术结构框架却采用《三国志平话》。

　　《三国演义》艺术结构的非对等性，或许与自南宋而下的广为流行的“尊刘抑曹”倾向有关。但是应该看到这部以《三国志》为蓝本，“间亦仍采平话”和民间传说的长篇巨制，在剪材和结构事件，安排情节上，既与陈志大相径庭，又与平话不甚一致，如果说《三国演义》的作者有“尊刘抑曹”倾向，他就应该在结构全书时基本上依照平话，或在平话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但是，《三国演义》有关刘蜀的部分，基本上依据平话，很少增删，而有关曹魏、孙吴的部分却大大增加，二者在全书中所占的比例合起来几与刘蜀部分接近，因此，这不单单是一个“尊刘抑曹”的问题。它从一个方面表明了作者的艺术情趣和追求。我国一些古典长篇小说的整一性和和谐性往往是通过艺术的均衡表现的，《三国演义》不是这样，它既具有鲜明的整一性、和谐性的特点，又具有其它作品往往不可能具有的非对等性，而且能在非对等之中见出和谐来。这是《三国演义》艺术结构的独特之处。

　　不少人读《三国演义》都有后不如前的感觉，“诸葛亮秋风五丈原”之前写得有声有色，生动感人；之后虽不乏动人的章节，但总的趋势是每况愈下。这种现象与《三国演义》整体结构的非对等性有一定的联系。《三国演义》叙事以蜀汉为主，但蜀汉的兴衰存亡不系于刘备，而系于诸葛亮一身。诸葛亮是刘蜀的决策人物，也是作者理想化了的人物，他不仅占篇幅多，而且有他出场故事就写得生动、细致、逼真、有吸引人的力量。从诸葛亮出山到五丈原，前后时间仅二十七年，其篇幅却占了全书的二分以一强；五丈原之后凡三十年，仅用了十六个回目，占全书的六分之一。五丈原之前好写好看；五丈原之后，作者理想中的人物死去了，这无疑是抽掉了整体结构的栋梁，后面的部分历时虽长，但作者也只好免为其难，把它作为全部三国故事的尾声来处理了。但是，这种前后不均衡，并没有损害整体结构的和谐性。

　　如果把主题比作作品的灵魂，艺术形象比作作品的血肉，那么艺术结构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作品的骨架了，它的作用决不仅仅是为了支撑起一个有灵魂的血肉之躯，它还负担有把这个血肉之躯协调、匀称、完整地组织起来的任务。当然，它必须遵循一定的结构原则，符合艺术的、美学的要求。《三国演义》的艺术结构显示了我国古典长篇小说艺术结构的民族性及其自身的特点，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可资学习借鉴的成功的艺术经验。有些论者讨论《三国演义》艺术结构的特点，总是不能从具体的结构手段中摆脱出来。事实上，表现于小说中的那些具体的结构手段，大多是作者从史传文学和志怪小说中继承而来，不能视作《三国演义》的结构特点。讨论《三国演义》的艺术结构特点，应该把它视作一个艺术整体去考察，从而探究它的独特之处。这样，或许可以得到一些更接近于事实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