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不厌其烦地分析托孤事件，是想表明刘备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候，其实是相当现实的。他既没有念念不忘兴复汉室，高呼“北伐！北伐！”，也没有劝告后人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争夺天下。相反，他只希望自己辛苦半生建立的事业能够在后人的手里保住，不希望出现权臣当国、危害儿孙权位的情况。《诸葛亮集》所载刘备遗诏充满了对儿子刘禅的谆谆教诲，其中有“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等名句。

　　刘禅即位之初，时值蜀汉新败，国力亏空，不可不谓是存亡之秋。当时西北有少数民族作乱，南有以孟获为代表的各族人民造反；中原的魏国在陕南虎视眈眈；而江南东吴作壁上观，敌友不明。政权内部的明争暗斗使得形势更加险恶。

　　成都的“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以首席辅政大臣的身份全权处理军政大事。如此一来，蜀汉军政大权开始逐渐委于个人。实践中，诸葛亮北和羌胡，平南蛮，联合东吴，北上伐魏，大展英才。这是平息蜀汉内部的党派之争的客观选择，却使诸葛亮成为了前所未有的权相。

　　《诸葛亮传》载：“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李严在同时也获“封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但在与诸葛亮集团的斗争中逐渐处于劣势。

　　建兴三年，诸葛亮率众南征，几乎征发了各派所有力量，这可以视做诸葛亮对个人权势的检验。可能是因为平定南方战乱是国之大事，李严集团没有对这个安排表示反对。因此到了第二年，诸葛亮集团继续采取了行动。“以诸葛亮欲出军汉中，严当知后事，移屯江州，留护军陈到驻永安。”江州属于内地，战略地位不如永安。尽管李严的军衔升为前将军，尽管李严表面上依然节制陈到，东部事务“皆统属严”，但李严的实际地位却下降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诸葛亮以出军汉中为理由，开始以军事行动优先政治和人事安排。

　　既然如此，李严只好降低姿态，转而全力经营江州，修筑巴郡，希望建立一个能够与成都相敌的根据地。在此期间，李严采取了两次大的行动。第一，根据《诸葛亮集》的记载，李严曾“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汉制，非刘姓不得封王。这完全是李严对诸葛亮的一次不怀好意的笨拙试探。诸葛亮马上回信拒绝说：“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在回信中，诸葛亮明确表明自己对李严这个老朋友来信的不解。一方面，诸葛亮许诺灭魏之后当“与诸子并升”，意思说统一北方后我们俩共享富贵，开给了一张空头支票；另一方面，诸葛亮又说“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暗示李严自己才是头号托孤重臣，提醒李严不得妄动。

　　第二，李严要求在川东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设立“五郡巴州”，自为巴州刺史。蜀汉政权真正控制的只有益州一州，由诸葛亮担任州牧，这样诸葛亮就控制了蜀汉唯一的地方政权。现在李严要求将四川一分为二，自己领有一州，以实力对抗诸葛亮的意图非常明显，诸葛亮控制的朝廷自然是断然拒绝。在后来弹劾李严罪名的奏折中，诸葛亮将李严的这一主张看做是“穷难纵横”。

　　应该说，李严集团的这两招都是“臭棋”。李严这个人“腹中有鳞甲”、“性自矜高”、桀骜不驯，还“逞苏、张诡糜之说”、“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李严缺乏沉稳敏锐的特性，这就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诸葛亮虽然坚定了肃清李严的决心，奈何条件尚未完全成熟。

　　建兴八年，李严以资历再升为骠骑将军。同年，蜀魏在汉中战事激烈。诸葛亮率大军坐镇汉中，以此为契机解决李严问题。诸葛亮采取了调虎离山的策略，要求李严率兵两万离开根据地江州到大本营汉中抗魏。这既使李严失去了根基，也减少了江州发生动乱的可能性。大敌当前，李严更是没理由抗命。深知利害关系的李严提出要求，提名让自己的儿子李丰担任江州都督，继续掌握川东军队和根据地。这一次，诸葛亮非常爽快，“表严子丰为江州都督督军，典严后事”。李严只得率军北上，他忘记了树倒猢狲散的道理。只要打倒李严，他的残余集团注定要灰飞烟灭。

　　到了汉中后，“亮以明年当出军，命严以中都护署府事”。李严担任了汉中各部队总监督，全权处理丞相府事务。一年后，诸葛亮弹劾李严的奏折是这样评价这次调动的：“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①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臣知平鄙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际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意思是说李严借机要挟，而自己忍辱负重。

　　建兴九年春，诸葛亮进军祁山，让李严催督粮食运输。

　　祁山战役持续了半年。到了夏秋交际的时候，“天霖雨，运粮不继”。《三国志》记载李严“遣参军狐忠、督军成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因为连降大雨导致转运粮草困难（汉中入陕南的山路至今崎岖难行），李严派狐忠、成两个人通知正在祁山一带与魏军相持不下的诸葛亮撤军。诸葛亮如约撤军。

　　“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李严在诸葛亮回军后采取了两面手法：一方面惊讶地说：“军粮还很充足，为何就撤军呢？”以此来推卸自己没有督运好粮草的责任，同时说明是诸葛亮自己无力推进而撤军；另一方面，李严又向刘禅上表说：“大军假装后退，以引诱敌人追击再进行打击。”这就给诸葛亮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

　　诸葛亮的对策非常简单。“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诸葛亮只是出示了李严前后亲笔手书信函，面对铁证，李严只好认罪受罚。结果，李严被彻底打败，“废平为民，徙梓潼郡”，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他的儿子、江州都督李丰在父亲被罢官后，被诸葛亮调到汉中继承李严的工作：督运粮草。李丰最后做官做到了朱提太守。朱提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郡。

　　经过层层政治较量，诸葛亮消灭了最大的政治对手，沉重打击了四川本土势力，确立了自己的权威统治。在此前后，诸葛亮就在北伐的大旗下赏罚自专，以“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来统一上下的思想。

　　在这方面突出的例子就是彭和廖立两个人被废黜。彭是投降刘备的四川名士，刘备平定益州后，提拔彭为治中从事。彭一下子处于这么高的地位，不免“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人在他这样的地位难免自我感觉良好，洋洋得意。诸葛亮表面上与彭友好相处，内心里却很厌恶他，多次向刘备密告彭这个人心大志广，不能重用。刘备也讨厌起彭来，抓住后者的一个小疏忽，将彭降职为江阳太守。

　　彭见要去外地任职，很不高兴，就跑去做马超的工作。马超率领西凉残余军队投降刘备，率军在益州北部抚慰羌胡，行事低调以求自保。他问彭：“你才具秀拔，主公非常看重你啊，说你与诸葛亮、法正等人并驾齐驱，怎么让你去外地小郡做官呢？”彭发牢骚说：“刘备这个老兵荒唐悖理，还有什么道理可说！”又对马超说：“将军在外，我在内。我们联手，天下不就能平定了。”马超寄人篱下，又掌握兵权，一直保持着恐惧避祸的心理。他听到彭的话，心中大惊，表面默然不答，等彭一走，马上将详细情况写成表章发往成都。彭随即被收押。

　　后来彭在狱中后悔了，写信给诸葛亮说自己心高气傲、口无遮拦，并非真心反叛，希望诸葛亮能够放自己一条生路。但是彭还是以谋逆罪被诛死，时年三十七岁。

　　廖立这个人在前文已经出现过了，就是刘备在荆州时期的长沙太守。担任长沙太守时，廖立不到三十岁，可谓是前途无量。廖立的罪过是当着李邵、蒋琬等诸葛亮亲信的面批评刘备不取汉中而与孙吴争荆州的战略错误。根据联盟一章的分析，廖立作为荆州问题专家做出的判断是正确的，在政府同僚面前谈论政事也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廖立紧接着批评关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前后数丧师众，又批评诸葛亮亲信向朗、文恭、郭攸之、王连等人都是平庸之辈，都是从人，不足与之谋大事，朝廷重用这些人才使百姓疲弊。李邵、蒋琬自然将廖立的正确的评论和不恰当的评论都一并报告给了诸葛亮。诸葛亮以“诽谤先帝，疵毁众臣”的罪名将廖立废为平民，发配到西北偏远的汶山郡。

　　廖立在发配地亲自带着妻儿耕地拓殖。很多年后，姜维率军经过汶山时，专门去拜访了这位老前辈、荆州问题专家。姜维见廖立还是意气风发、侃侃而谈、高论不断。廖立最后死在发配地。

　　战争体制和诸葛亮的权威统治就是通过这些点滴事件建立并巩固的。曹评论蜀汉政局说：“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内贪专擅之实。”指出了蜀汉的权威政治现实。不管“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意识形态说教是否切实可行，战争体制对蜀汉政权来说是必需的。作为弱国，建立高度统一、目标明确的体制有利于集中国家力量，统一合理调配资源，在乱世中图存图强。就像曹魏是通过推广屯田、务实内政来为战争积蓄力量一样，蜀汉是通过内部的集权来集中力量。客观上，蜀汉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低，通过屯田耕殖提升国力的空间有限。

　　假设没有诸葛亮的铁腕统治，假设没有蜀汉以北伐为目标的战争体制，蜀汉在历史上就不会有这么耀眼的作为，就不会有不错的外部环境，甚至会提早灭亡。如若不消灭内部派系，很可能导致党争，致使内部令出多家，政令不通；如若允许彭、廖永等人和有碍团结的言论存在，将导致蜀汉内部人心不齐，政治也会在蔓延的猜疑谩骂中消耗了力量。

　　诸葛亮的举动将一切可能性都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国家发展战略上，他并没有错；他的失误在于为政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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