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魏晋时期的郊祀发生了不同于两汉的变化。在政治分裂，皇权衰微的背景下，郊祀天地、祭祖礼的规模比起两汉要小，但就内容看，受郑玄或王肃说影响的郊天、祭祖礼细节不断精致化。因此虽然整个魏晋时期经学偏枯，皇权不振造成郊天和祭祖礼的俭约，但从中国古代王朝祭礼的整体发展来看，魏晋的郊天、祭祖礼正是内容趋于精致，理性程度不断增强的承上启下环节。

　　关键词：王朝祭礼、郊祀、庙制、祭祖礼

　　郊祀（南北郊祭祀天地）和祭祖礼是中国古代王朝祭礼[1]的主干，从周代起便已形成大体定型的格局，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无不以此装点朝堂，在论证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同时，从思想意识上凝聚群力，强调道德教化。正是因为它的存在且始终和国家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中国本土的真正宗教不但产生较晚，而且始终不能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更不用说渗入政治生活和对之产生影响，这一点是许多治政治史、思想史学者的共识。魏晋时期是承东汉以后，政治上分裂动乱的王朝。士族强盛，皇权中衰，王朝祭礼所附丽的政治基础大大削弱,因此魏晋王朝祭礼的发展面临着跟此前的先秦两汉不同的政治背景和社会土壤。但魏晋的王朝祭礼终于在经学潜进，文化繁荣的情况下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本文拟对魏晋王朝祭礼的主干——郊祀天地和祭祖礼作些考察，不当之处还望方家不吝赐正！

　　一、魏晋的郊祀

　　魏晋郊祀上承两汉。西汉元帝时韦玄成改革祭祖礼，成帝时匡衡等清整郊祀，从此奠定了国家大礼依靠名儒经师之说的格局。魏晋郊祀的订立亦不例外。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经学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郑玄、王肃是这一时期经学大师最重要的代表，他们的学说影响了魏晋郊祀的所有环节。《隋书·礼仪志》记郑玄、王肃关于祭天礼的不同说法：

　　“秦人荡六籍以为煨烬，祭天之礼残缺，儒者各守其所见物而为之义焉。一云，祭天之数，终岁有九，祭地之数，一岁有二。圜丘、方泽，三年一行。若圜丘、方泽之年，祭天有九，祭地有二。若天不通圜丘之祭，终岁有八，地不通方泽之祭，终岁有一，此则郑学之所宗也；一云，唯有昊天，无五精之帝，而一天岁二祭，坛位唯一。圜丘之祭，即是南郊，南郊之祭，即是圜丘。日南至，于其上以祭天，春又一祭，以祈农事，谓之二祭，无别天也。五时迎气，皆是祭五行之人帝太昊之属，非祭天也。天称皇天，亦称上帝，亦直称帝；五行人帝亦得称上帝，但不得称天。故五时迎气及文、武配祭明堂，皆祭人帝，非祭天也。此则王学之所宗也。梁、陈以降，以讫于隋，议者各宗所师，故郊丘互有变易。”

　　郑玄认为天之外另有五感生帝，为苍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枢纽，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纪。另外有五时迎气和以文帝、武帝配明堂祭天，加起来一年祭天九次，为阳数；祭地则一年两次，地郊、方丘（泽）分别祭祀，为阴数。这样，通晓五经，擅长谶纬的郑玄将宇宙秩序（包括东西南北、阴阳、数字等）与天地之祀融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礼记·郊特牲》孔颖达疏：“郑氏以为天有六天，丘、郊各异”。王肃说和郑玄说最大的不同有两处，一为郑玄认为天和五帝分开，五帝为天之佐，王肃则认为天即五帝；二为郑玄认为郊天与圜丘祭昊天上帝为不同的礼，王肃认为合一。由此看来，王肃的学说虽然另起炉灶，但跟郑玄的仍然有共同的思维基础——他们是在同一种宇宙观的前提下探讨问题的。

　　因此，郊丘合一还是互异、天与五帝是合是离，究其本质绝非神学角度上的争论。天与五帝作为宇宙最高最神秘力量的代表，其形状、性格、能力和对个人的作用却不被关心，这些都表明郑、王的经学不是神学，而以其为理论基础的魏晋王朝祭礼更不是“宗教“（religion），而是实践统治者心目中理想的宇宙和伦理秩序的礼典。皮锡瑞说：“（王）肃以晋武帝为其外孙，其学行于晋初。晋初郊庙之礼，皆王肃说，不用郑义，”[2]亦说明了魏晋郊庙诸礼徘徊于郑、王说之间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