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一番讨论或争论的触发点，在于如何表现和看待曹操这个人物。为其翻案也好，恢复其本来面目也罢，仅就看过的几集而言，感觉编导叙事的侧重点确实是在曹操这边。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该剧对“桃园三结义”的故意忽略，已颇能说明编导的倾向和意图。然而，刻意抬高曹孟德的历史地位，作为一种创作态度，其实并不新鲜，百余年前就有人做过。上个世纪50年代郭沫若写《蔡文姬》，也曾做过一番尝试。他在自序中承认：“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王戎笙的《谈〈蔡文姬〉中曹操形象的真实性》一文曾得到郭沫若的认可。王文从政治、军事、文学诸方面论述了曹操的功绩，并赞美他具有俭朴、开明的美德。如果说郭沫若替曹操翻案或有顾虑的话，也仅仅在于曹操曾经打过黄巾，头上戴着“镇压农民起义”的帽子。而其替曹操翻案的理由却是：“以前我们受到宋以来的正统观念的束缚，对于他的评价是太不公平了。”所以，“今天的时代不同了，我们对于曹操应该有一种公平的看法”。这种看法在当时应该算是主流的看法，并且为官方所认可。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了解当年搞得很热闹的“替曹操翻案”究竟有着怎样的背景，但其反封建的意图还是很明显的，故而罗贯中也就成了“封建正统主义的积极宣传者”，“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翦伯赞语）；而刘、关、张和诸葛亮则成了封建正统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们所代表的仁、义、礼、智、信和智、仁、勇那一套儒家伦理，更是要不得的。郭沫若将此归结为“换了人间”，在罗贯中，可能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刻画三国人物的，但由于“换了人间”，“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就成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也就是说，罗贯中有罗贯中的历史真实，我们有我们的历史真实，替曹操翻案，就是恢复我们的历史真实，为《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寻找新的基础。

　　这可以看作是此番“替曹操翻案”的历史局限性。说到替曹操翻案，各个历史时期或有不同的理由和不同的角度，即使旧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也并非像有些人所说，全走罗贯中“尊刘抑曹”的路线。鲍国安所饰曹操依然有可圈可点之处，是相当成功的。他的成功也绝非把曹操演成奸雄这么简单。至于说到新版的打算，编导以曹操为中心重新结构三国故事的企图是很清楚的，但曹操最终将被塑造成怎样的一个形象，目前还不太看得出来。开头这几集，曹操出场的次数很多，戏份也不算少，看上去固然是想“翻案”，但此人形象仍嫌薄弱和模糊，如果是做翻案文章，只能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不过，围绕“翻案”的争论却已经甚嚣尘上，如火如荼。以往的替曹操翻案，侧重点或有不同，有正统与非正统之争，即刘为正统还是曹为正统；也有进步与反动之争，即曹为进步还是刘为进步，抑或相反。“文革”中的儒法之争，便以此为滥觞。它们都有其现实性的依据或基础，新一轮替曹操翻案似乎也应该有自己的现实针对性，这是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即所谓“换了人间”，其现实性的依据或基础也会随之变化，它的诉求自然会根据这种变化而变化。我的意思不是说电视剧的制作者一定会有主动和自觉的诉求，事实上，这种诉求只能发生在社会潜隐心理，即社会无意识中。但其逻辑出发点却表现得相当一致，都把罗贯中的“尊刘抑曹”看作是对历史真相的歪曲和篡改，因此认为是不真实的。这种观点本不足论，因为，历史叙事的真实性本来就是大打折扣的，更遑论小说和电视剧，岂能以“历史真实”来要求它？又岂非南辕而北辙！有人大谈更为尊重史实的陈寿，把《三国志》作为衡量《三国演义》的尺度，岂不知陈寿也有索贿不成，愤而篡改传主的历史。这里并非说《三国志》全不可信，而是说，拿《三国志》打击《三国演义》是说不通的。

　　如果说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违背了所谓历史真实的话，那么，不妨说，他所秉承的是另一种真实，一种社会学意义而非历史学意义上的真实。这也说明，所谓罗贯中因为个人好恶而对曹操和曹魏政权进行了极端批判与贬低的说法是多么的缺少说服力。连较早出来为曹操翻案的郭沫若也承认，宋以前骂曹操的人还不算多，宋以后，骂他的人就多起来了。为什么？各位不妨深思。据《东坡志林》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称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这里透露出来的信息告诉我们，“尊刘抑曹”不仅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也体现着广大社会民众的愿望。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正是宋以来小说家、戏剧家以及说书艺人长期创作的集大成者。不能说其中没有罗贯中个人的爱憎，但他却也难以摆脱无所不在的世俗见解。很显然，《三国演义》所表达的正是宋代以来的社会潜隐心理，即社会的诉求和愿望，并集中体现为刘备的仁、关羽的义和诸葛亮的智，他们都是儒家道德理想“智、仁、勇”的化身。其实不仅《三国演义》，在许多广泛流传于民间的章回小说和历史传奇中，受到歌颂和欢迎的，往往是类似刘、关、张与诸葛亮这样的形象，《封神演义》里的文王和武王是这样，《两汉演义》里的刘邦、刘秀是这样，《说唐》里的李世民又何尝不是这样？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索的问题，这种社会心理的表达有其自身的真实逻辑，这也正是小说、戏曲等俗文化的社会价值所在。

　　有人也许会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封建统治思想的毒害，抑或有之，却也失之简单。马克思说过类似的话，民众的思想往往就是统治者的思想。但民族的精神潜质往往也积淀在民众的潜在心理之中，并且通过某种文化象征，以“集体梦”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说到《三国演义》的广为流传，以刘为正统还是以曹为正统，未必就是最重要的理由，在民间，更为民众所看重的，还是类似“桃园三结义”这样的故事，以及这个故事中所渗透出来的信义和忠诚。从历史真实的角度说，包括《三国志》这样的历史书在内，其中都没有关于“桃园三结义”的明确记载，所能找到的蛛丝马迹，也只有“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三国志·蜀志》卷六《关羽传》）这样比较模糊的记载，但是，经过罗贯中的艺术创作，“桃园三结义”却成了《三国演义》中的经典桥段。这是罗贯中比很多演义、小说作者都高明的地方，章学诚说，像《列国志》、《东西汉》、《说唐》等传奇作品，所以不如《三国演义》更为流行，其原因就在于后者更有文学性，更有“惑乱观者”的艺术力量。

　　行文到此，我们应该看到，从“尊刘抑曹”到“替曹操翻案”的历史转变，其中所透露出来的，正是中国自近代以来社会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所发生的逆转。梁启超在1927年的夏天有一篇对清华大学学生的谈话，其中就谈到道德方面的担忧，他说，曾国藩是希望造就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的，而且，咸丰以后的风气确实因他们的努力而有所改变，但是，“继曾文正公者是李文忠公，他就根本不用曾、胡、江、罗诸人的道德改造政策，而换了他的功利改造政策。他的智力才能确比曾文正公强，他专奖励一班只有才能不讲道德的人物。继他而起的是袁项城，那就变本加厉，明目张胆的专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作他的爪牙，天下事就大糟而特糟了。顾亭林《日知录》批评东汉的名节数百年养成不足，被曹操一人破坏之而有余，正是同出一辙呀”。他一再感叹：“李文忠公功名之士，以功名为本位，比较以富贵为本位的人还算好些，再传下去便不堪设想了。袁项城就以富贵为本位了。当年曾、胡、江、罗以道德、气节、廉耻为提倡的成绩，遂消灭无遗。可怜他们用了大半世的功力，像有点眉目了，而被李文忠公以下的党徒根本刬除，一点也不留。无怪数十年来中国的内乱，便有增无遗了。”

　　也许梁启超在这里把道德看得太重了，有点危言耸听，但当今社会道德危机的严重性却也是有目共睹的。我并不认为电视剧有净化社会道德的责任和义务，或使社会伦理道德雪上加霜的能力，但是也要看到，民间社会一代又一代，就是通过包括谣谚、格言、唱本、评书、传奇、神话、小说、戏曲，以及今天的电影、电视剧在内的这个渠道接受传统的。我们固然不必把一部电视剧的“替曹操翻案”看得这么重，但如果抛开谁为正统不谈，那么，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问题自然就凸显出来了。替曹操翻案或恢复曹操本来面目，就可能包含着对于儒家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颠覆和批判。这里有一点新的情况，以前对《三国演义》的批判，认为它的“尊刘抑曹”宣扬了封建统治者的道德观念，是愚弄民众的精神鸦片；这样的话今天很少有人说了，有些人似乎更强调它在当今这个以市场竞争为主的商业社会环境下的不合时宜。这一点是颇有些耐人寻味的。我们看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其实是实用主义的，功利主义的，不仅以成败论英雄，甚至以财富多寡论英雄，以实力大小论英雄，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这个目的既可以是财富、名声、地位、权势等等，也可以是事业上的功成名就），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伤害或者抛弃终极价值。当今中国社会的乱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样一种社会风尚造成的。曹操固然是一代英雄，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均有建树，实事求是地评价他在历史上的功绩，固属应当。但透过曹操这个形象（历史的和艺术的），确实容易使人看到这种过于功利、过于实用的价值观念的历史传承。这是很令人担忧的。当然，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能否被当今社会所吸收，并改造为新的精神信仰，是个有待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由此看来，今日的“替曹操翻案”倒是提供了思考这个问题的机会。上个世纪60年代，冯友兰出于担心要全盘否定道德继承性的考虑，曾经提出过抽象继承法，主张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根本精神是应该继承，也是可以继承的。这种理论在当时不仅得不到认同，而且很快就遭到了批判。但在当今这种道德缺失、信仰失落、价值观混乱，加以相对主义盛行，社会分崩离析的时候，冯友兰先生的理论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对于传统的精神信仰、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我以为还是慎重一点的好。这些年来，我们破坏和扔掉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看上去我们似乎不差钱，但是，我们在精神上的贫困，又用什么来弥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