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在其《心书》一文中讲到如何知人时，提出了七条途径：其一，“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即从其对是非的判断来考察其将来的志向，看看是否胸有大志；其二，“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即提出尖锐的问题对其诘难，看其观点有什么变化，能否随机应变；其三，“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即就某方面的问题咨询其看法和对策，看其知识经验如何，具不具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四，“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即观察其在困难面前的表现，看其有没有知难而进的勇气和处世不惊的良好心理素质；其五，“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即以美酒款待，看其个人品德如何，是否两面三刀，阳奉阴违；其六，“临之以利而观其廉”，即观察其在金钱财富面前的表现，看其是否能经得住物质利益的诱惑，是否能保持良好的心态；其七，“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即托付其办事以视其信用如何，是一诺千金，还是信口开河。诸葛亮的这些观点很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该借鉴古人的经验，拓宽知人的思路。

　　此篇文章，主要是就诸葛亮在运用魏延的问题上阐述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魏延字文长，义阳人。小说《三国演义》里把魏延写成一个“脑后有反骨”的一个反贼，这是非常不公正的。这一点我想大家可能都已经了解了，在这里我就不做展开了。历史上的魏延是蜀国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军事将领。魏延跟随刘备是在荆州，由于他做事果敢、有魄力，当年刘备在夺得汉中，特意封魏延为汉中太守时，以致于 “一军皆惊”。魏延就对刘备说：“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见《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蜀军第一次北伐时，魏延所提出的袭取长安之计，也可以充分看出魏延的勇略过人。而且魏延本人还很会打仗，在北伐中，曾两次大破魏军。“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延大破淮等。”（见《三国志。蜀书。魏延传》）和“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在当时蜀国中，无论是从资历还是威望来说，魏延都是首屈一指的。对于这样一位优秀的军事将领，人们历来对诸葛亮未能重用，“未尽其才”，而持批评意见。但诸葛亮是否又真得是“未尽其才”呢？

　　在讨论诸葛亮究竟是否重用魏延的问题上，我觉得首先要把怎么样地用才能算是“重用”，讨论清楚。“重用”一词，查字典后得知，其意为“（把某人）放在重要的工作岗位上”。

　　那让我们来看看诸葛亮究竟是怎么“用”魏延的。

　　据《三国志。蜀书。魏延传》上的记载：“建兴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诸葛亮驻汉中，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造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上记载：“五月辛已，乃使张合攻无当监王平于南围，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诸葛亮应该说一直都是很看重魏延的。自从魏延在建安二十四年被任为汉中太守来，十余年来一直坚守在汉中抗曹的最前线。在此期间，刘备东征、诸葛亮的南征时北方一直很稳定，这全凭魏延在北方的镇守的功劳。魏延在汉中，常以“实兵结围”的战术，在蜀国的北部建立了一条坚固的防线，从侧面配合了刘备的东征与诸葛亮的南征，展示了突出的军事才华。为此诸葛亮在驻汉中后，以魏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除了在一出祁山时，诸葛亮“违众议，拔谡”外，魏延一直被授以重任。建兴八年，诸葛亮派魏延率军西入羌中，入南安界，大破魏将郭淮、费瑶。建兴九年五月，司马懿令大将张合蜀无当监王平于祁山之南，自按中道向亮。诸葛亮遣魏延、高翔、吴班又大破司马懿军，有很大的斩获。怎么能说诸葛亮被重用魏延呢？

　　第一：“诸葛亮对魏延，一是“拒”。对魏延的建议，诸葛亮几乎是一概拒之门外，不加采纳。”魏延提出袭取长安之计，是存有相当大的缺陷的。这点许多同志和我都对此做过阐述，我这里就不再做展开了。至于“诸葛亮一概拒魏延之计于门外”这一说法也有问题。因为魏延每次提出的建议，基本上与一出祁山时提出的计策相一致。魏延此计本意即为出奇不意，只有在魏军无所防备之时，此计才能收到更大攻效，一旦魏军加强关陇地区的防务，魏延此计的成效性无疑要大打折扣。既然第一次魏军未有防备之下，尚未被采纳，那在以后的北伐中，魏军对关陇地区明显加强了防备，这样的计策能被再采纳吗？

　　第二：“诸葛亮对魏延二是“弃”，对魏延采取弃而不用的态度，一出祁山就是明显的例子。”这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上面我已说过，诸葛亮除了在一出祁山时未重用魏延外，其他几次都委以魏延重任。即使是在最后一次北伐时，诸葛亮仍用魏延为先锋、督前部。

　　第三：“诸葛亮对魏延三是“疑”，诸葛亮对魏延心存疑虑，总觉得魏延不听话，不顺手，难驾御，疑心其久后谋反。因而对魏延总是用而不信、用而不重。对于魏延和杨仪的矛盾，也是“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而采取了调和的态度，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从而留下了后患。甚至他在听到了吴孙权挑拨地污蔑魏延“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之后，还以为“知音”。这就势必在蜀汉上下造成要警惕魏延在诸葛亮后可能“谋反”的局面。”诸葛亮对魏延心存疑心，怕其久后谋反，这点更是无从稽考。相反“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这正是体现了诸葛亮用人一贯用人之长，不责其全备的用人主张。再有孙权对魏延的评论也不是什么污蔑之词。如果真要是污蔑的话，那魏延就应该在诸葛亮死后能服从命令，不搞什么“军谏”。但是事实上魏延还真是“不争气”，偏偏就给孙权说中了。诸葛亮一死，就和杨仪的个人矛盾发展到不可开交的地步。还差点使十万蜀军由他而故，陷入全军覆没的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