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以帝王是非为是非的思维习惯，因了皇帝曹髦一句“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遂使司马昭三字成为野心家的代名词，并将其钉上历史的耻辱柱，遭受世世代代的口唾鞭挞。可是，这样一句标签脸谱式判词真能概括“司马昭之心”吗？
　　司马昭虽出身豪族，但却没有沾染纨绔子弟浮华奢侈的恶习，在曹魏王朝的末年，他代表了积极进取的新兴力量。在继任乃兄司马师的大将军、录尚书事等多个要职后，司马昭已成为曹魏政权的实际掌权者。皇帝曹髦虽拥有皇权，但仅是一面政治旗帜；司马昭拥有军权，自然拥有了行政权、财政权和官吏任免权。
　　可以说，当皇权与军权相分离时，必然会构成无法调解的对峙。在今天来看，皇权与军权的激烈碰撞无是非可言，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唯有德才兼备者居之，才能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民众的安居乐业。我们没必要为失去皇位者打抱不平，而处于权力中心的司马昭则必须时时警惕，这一非常之心也就构成了“司马昭之心”复杂的第一要素。
　　平定诸葛诞叛乱之役，我们可窥见司马昭算无遗计的智者之心，而在灭蜀之战中，其智者之心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完成了战略转变。司马懿父子主政后，恢复了曹操、曹丕的守势战略，专注于东南战线。这一战略思想的转变，为统一中国选择了最为简捷的途径。
　　其次，疑人照用的智者之心。中国有一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古训，用人者常说，意在传达对被使用者十分信任的态度；被使用者常说，或出于良好的愿望，或发泄不被信任的牢骚。准确地说，使用人而不疑人必是弱智，头脑正常的用人者，都应知人之长而用其所长，又知其缺陷而提防缺陷的恶性发作，这才是英明的用人之道，司马昭正是这类人物的佼佼者。
　　最后，表现在其政治斗争上的驾轻就熟。“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至于诱导犯罪，然后捕杀者则是袅雄。这封措词亲切委婉、开诚布公的书信绝妙至极，堪称政治斗争中的书信经典。分明是断绝钟会掠取关中的后路，拉开准备决战的架势，以此警告钟会不要心怀二志轻举妄动，但是，却又不予以点破，给对方留下改弦更张的机会和重新见面、和舟共济的余地。由此，司马昭不仅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知人善任的才能，更突现出宽厚聪敏的仁智之心。
　　那么，如此有“仁智之心”的司马昭，如何成为“路人所知”的野心家了呢？可是，令人叹息的是，由于曹髦的误导，也由于国人衡量是非的帝王标准，使得司马昭这位顺应历史和民心，在三国史上作出特殊贡献的人物，却遭到世人千秋万代的鞭挞。这到底是司马昭的不幸，还是历史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