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氏立足江东，平定山越族就显得非常重要。就如同孔明讨伐南蛮一样具有稳定局势的意义。
　　三国鼎立东汉末年，孙氏初定江东，境内山越众多，分布极广。他们往往与各地的“宗部”(一种以宗族乡里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集团)联合起来，与之对抗，成为孙吴政权的心腹之患。汉建安三年(198)，袁术遣人以印绶与丹阳(今安徽宣城)宗帅祖郎等，使之激动山越，大合兵众，图谋共攻孙策，反为孙策讨破。
　　为了巩固政权和掠夺劳动力与兵源，孙权从建安五年掌权之时起，即分遣诸将镇抚山越。建安八年，孙权西征黄祖，正待破城之时，山越复起，严重威胁孙吴后方，迫使孙权撤兵。孙权东撤后，派吕范平鄱阳(今江西鄱阳东北)；程普讨乐安(今江西德兴东北)；太史慈领海昏(今江西永修西北)；以黄盖、韩当、周泰、吕蒙等充任山越活动最频繁地区的县令长，悉平各地山越。
　　建安二十二年，陆逊建议孙权，克敌定乱非众不济，而山越依阻深地，心腹未平，难以图远。于是命陆逊征讨会稽、丹阳、新都三郡的山越，将俘获之人强者为兵，羸者补为民户，得精卒数万人。吴嘉禾三年(234)，孙权拜诸葛恪为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恪移书相邻四郡，令各保疆界，然后分兵扼诸险要之地，将山越分割包围。只修缮藩篱，不与交锋。待其谷物将熟，纵兵芟刈，以饥饿迫使山越出山求活。诸葛恪将其中精壮四万人选为兵士，余者迁至平地充作编户。
　　经孙吴数十年的残酷征讨，江南绝大部分山越被迫出山，徙至平地，一部分用以补充兵源；一部分成为编户，调其租赋，或为私家佃客。大量山越出山，对于江南经济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也大大加速了山越自身的汉化过程。
　　虽然直到南朝末年，甚至隋初史籍中仍有关于山越的零星记载，但绝大部分山越此时早已同汉人完全融合。这已经是后话了。